啟蒙期之考證學，不過居一部分勢力，全盛期則占領全學界；故治全盛期學史者，考證學以外，殆不必置論。啟蒙期之考證學，不過粗引端緒，其研究法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閻若璩之《尚書古文疏證》，中多闌入日記信劄之類，體例極蕪雜，胡渭之《禹貢錐指》，多經濟談，且漢宋雜糅，家法不嚴——苟無全盛期諸賢，則考證學能否成一宗派，蓋未可知。夫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也，故言清學必以此時期為中堅。
在此期中，此學派已成為“群眾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師友；其學業亦極“單調的”，無甚派別之可特紀；故吾欲專敘一二人，以代表其餘。當時钜子，共推惠棟、戴震，而戴學之精深，實過於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論及其傳授之緒，資比較焉。
元和惠棟，世傳經學；祖父周惕，父士奇，鹹有著述，稱儒宗焉。棟受家學，益弘其業；所著有《九經古義》《易漢學》《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後漢書補注》諸書。其弟子則沈彤、江聲、餘蕭客最著；蕭客弟子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推棟為斯學正統；實則棟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學術，不過門戶壁壘，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學，以博聞強記為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為究竟。士奇於《九經》《四史》《國語》《國策》《楚辭》之文，皆能誦，嚐對座客誦史記封禪書終篇，不失一字錢大昕《潛研堂集·惠天牧先生傳》；棟受其教，記誦益賅洽。士奇之言曰：
“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賈公彥於鄭注……之類皆不能疏……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禮說》
此可見惠氏家學，專以“古今”為“是非”之標準，棟之學，其根本精神即在是。其言曰：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餘家四世傳經，鹹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九經古義·首述》
惠派治學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其言“漢經師說與經並行”，意蓋欲尊之使儕於經矣。王引之嚐曰“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焦氏叢書》卷首“王伯申手劄”。可謂知言。棟以善《易》名；其治《易》也，於鄭玄之所謂“爻辰”，虞翻之所謂“納甲”，荀諝之所謂“升降”，京房之所謂“世應”“飛伏”，與夫“六日七分”“世軌”諸說，一一為之疏通證明；汪中所謂“千餘年不傳之絕學”者也。以吾觀之，此其矯誣，與陳摶之“河圖洛書”有何差別；然彼則因其宋人所誦習也而排之，此則因其為漢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謂大惑不解。然而當時之人蔽焉，輒以此相尚。江藩者，惠派嫡傳之法嗣也；其所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末附有《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篇；其言曰：
“黃宗羲之《易學象數論》，雖辟陳摶、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為偽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圖書辨惑》，力辟宋人，然不專宗漢學，非篤信之士。……胡朏明渭《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辟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伏生也；是以黜之。”
此種論調，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蓋謂凡學說出於漢儒者，皆當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則目為信道不篤也。其後阮元輯《學海堂經解》，即以此為標準，故顧、黃、閻、胡諸名著，多見擯焉，謂其不醇也。平心論之，此派在清代學術界，功罪參半。篤守家法，令所謂“漢學”者壁壘森固，旗幟鮮明，此其功也；膠固，盲從，褊狹，好排斥異己。以致啟蒙時代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夭閼焉，此其罪也。清代學術，論者多稱為“漢學”；其實前此顧、黃，王、顏諸家所治，並非“漢學”，後此戴、段、二王諸家所治，亦並非“漢學”，其“純粹的漢學”，則惠氏一派，洵足當之矣。夫不問“真不真”，惟問“漢不漢”，以此治學，安能通方。況漢儒經說，派別正繁，其兩說絕對不相容者甚多，欲盲從其一，則不得不駁斥其他。棟固以尊漢為標幟者也，其釋“箕子明夷”之義，因欲揚孟喜說而抑施讎、梁邱賀說，乃雲：“謬傳流傳，肇於西漢”《周易述》卷五，致方東樹摭之以反唇相稽《漢學商兌》卷下；然則所謂“凡漢皆好”之旗幟，亦終見其不貫澈而已。故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