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寧戴震受學江永，其與惠棟亦在師友之間。震十歲就傅，受《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雲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據王昶《述庵文鈔·戴東原墓誌銘》。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盡頭處；苟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聖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為一代學派完成建設之業固宜。
震之言曰：
“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蔽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賢以附驥尾。……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暴，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為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東原文集·答鄭用牧書》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語，實震一生最得力處，蓋學問之難也粗涉其塗，未有不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脫於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鑒空衡平，不失於彼，必失於此。震之破“人蔽”也，曰：
“誌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以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源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為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實踐躬行之儒歸焉。”《東原集·與某書》
其破“己蔽”也，曰：
“凡仆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有獲十分之見者，有未至十分之見者；所謂十分之見，必征諸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钜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為十分之見，孰為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為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為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東原集·與姚姬傳書》
讀第一段，則知目震所治者為“漢學”，實未當也。震之所期，在“空諸依傍”：晉宋學風，固在所詆斥矣；即漢人亦僅稱其有家法，而未嚐教人以盲從。錢大昕謂其：“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潛研堂集·戴震傳》；餘廷燦“謂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群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複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餘氏撰《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征》百三十一；此最能傳寫其思想解放之精神。讀第二段，其所謂十分之見與未至十分之見者，即科學家定理與假說之分也。科學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經過假設之階級而後成；初得一義，未敢信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為近真焉，而憑藉之以為研究之點，幾經試驗之結果，寖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達於十分，於是認為定理而主張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為假說以俟後人，或遂自廢棄之也，凡科學家之態度，固當如是也。震之此論，實從甘苦閱曆得來；所謂“昔以為直而今見其曲，昔以為平而今見其坳”，實科學研究法一定之曆程，而其毅然割舍，傳信不傳疑，又學者社會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