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學盛時，凡名家者，比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時方以科舉籠罩天下，學者自宜什九從茲途出；大抵後輩誌學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輩延主其家為課子弟；此先輩亦以子弟畜之，當獎誘增益其學；此先輩家有藏書，足供其研索；所交遊率當代學者，常得陪末座以廣其聞見；於是所學漸成矣。官之遷皆以年資，人無幹進之心，即幹亦無幸獲；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則馴躋卿相，否則以詞館郎署老；俗既儉樸，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慣淡泊；故得與世無競，而終其身於學。京官簿書期會至簡，惟日夕閉戶親書卷；得間與同氣相過從，則互出所學相質；琉璃廠書賈，漸染風氣，大可人意，每過一肆，可以永日，不啻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圖書館——淩廷堪傭於書坊以成學——學者滋便焉。其有外任學差或疆吏者，輒妙選名流充幕選；所至則網羅遺逸，汲引後進；而從之遊者，既得以稍裕生計，亦自增其學。其學成名著而厭仕宦者，亦到處有逢迎，或書院山長，或各省府州縣修誌，或大族姓修譜，或有力者刻書請鑒定，皆其職業也；凡此皆有相當之報酬，又有益於學業，故學者常樂就之。吾常言：欲一國文化進展，必也社會對於學者有相當之敬禮，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然後能有餘裕以從事於更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近世歐洲學問多在此種環境之下培養出來，而前清乾嘉時代，則亦庶幾矣。
歐州文藝複興，固由時代環境所醞釀，與二三豪俊所濬發；然尚有立乎其後以翼而輔之者：若羅馬教皇尼古拉第五，佛羅陵士之梅忒西家父子，拿波裏王阿爾芬梭，以及其他意大利自由市府之豪商閥族，皆沾染一時風尚，為之先後疏附；直接間接提倡獎借者不少，故其業益昌。清學之在全盛期也亦然；清高宗席祖父之業，承平殷阜，以右文之主自命；開四庫館，修《一統誌》，纂《續三通》《皇朝三通》，修《會典》，修《通禮》，日不暇給；其事皆有待於學者：內外大僚承風宏獎者甚眾。嘉慶間，阮元、畢沅之流，本以經師致身通顯，任封疆，有力養士，所至提倡，隱然茲學之護法神也。淮南鹽商，既窮極奢欲，亦趨時尚，思自附於風雅；競蓄書畫圖器，邀名士鑒定，潔亭舍豐館穀以待。其時刻書之風甚盛，若黃丕烈、鮑廷博輩固自能別擇讎校，其餘則多有力者欲假此自顯，聘名流董其事；乃至販鴉片起家之伍崇曜，亦有《粵雅堂叢書》之刻，而其書且以精審聞，他可推矣。夫此類之人，則何與於學問？然固不能謂其於茲學之發達無助力；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文藝複興，若合符契也。吾乃知時代思潮之為物，當運動熱度最高時，可以舉全社會各部分之人人，悉參加於此運動；其在中國，則晚明之心學，盛清之考證，皆其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