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今文學派”為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則新會梁啟超也。啟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以輔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為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為怪；千秋、啟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學數月，則以其所聞昌言於學海堂，大詆訶舊學，與長老儕輩辯詰無虛日。有為不輕以所學授人，草堂常課，除《公羊傳》外，則點讀《資治通鑒》《宋元學案》《朱子語類》等，又時時習古禮，千秋、啟超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亦涉獵清儒經濟書及譯本西籍；皆就有為決疑滯。居一年，乃聞所謂“大同義”者，喜欲狂，銳意謀宣傳；有為謂非其時，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啟超益獨力自任。啟超治《偽經考》，時複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複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啟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為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於是專以絀荀申孟為標幟，引《孟子》中誅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製產”諸義，謂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啟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其後啟超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句曰：“……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質多魔鬼舉隻手，陽烏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隻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詳次節。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
其後啟超等之運動，益帶政治的色彩，啟超創一旬刊雜誌於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敝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已而嗣同與黃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啟超主講席，唐才常等為助教。啟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劄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鍔稱高才生焉。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劄記示親友，全湘大嘩。先是嗣同、才常等，設“南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日刊、《湘學報》旬刊，所言雖不如學堂中激烈，實陰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眾，於是湖南新舊派大哄。葉德輝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為所著書啟超所批學生劄記，及《時務報》《湘報》《湘學報》諸論文，逐條痛斥；而張之洞亦著《勸學篇》，旨趣略同。戊戌政變前，某禦史臚舉劄記批語數十條指斥清室鼓吹民權者具折揭參，卒興大獄；嗣同死焉，啟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學堂解散，蓋學術之爭，延為政爭矣。
啟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棄家從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數數往來，共圖革命；積年餘，舉事於漢口，十一人者先後歸，從才常死者六人焉；啟超亦自美洲馳歸，及上海而事已敗。自是啟超複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