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夫不為的形式主義
近年西方文學中有一些暴力、性、欲望層麵很張揚的東西。好的不用說了，壞的是來自一個長期的商業社會、欲望社會，他們早就放得很開。從社會治理上看，那裏的生活相對平靜，缺少今天我們這兒激烈的社會內容，自然環境也非常好，不認識的人見麵點頭致意，不光跟人打招呼，跟狗也要打招呼。生活在那種環境裏，不平和哀怨、劇烈衝突，都會少一些—這導致了它的文學無內容。
即便是有些得獎的西方作品，讀起來也像白開水一樣，沒有辦法，隻好寫一些性想象、異化，或者形式上的怪異，靠一些花裏胡哨的東西、壯夫不為的形式主義來支撐。這些東西在西方的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裏頻頻出現。有一些“形式主義”，膠東人講，是“好漢子不願幹，賴漢子又幹不了”，也就是壯夫不為的意思。
因為看的是翻譯作品，發言權不大。從80年代到現在，給人最深刻印象的是馬爾克斯和索爾·貝婁，讀過的當代外國文學中沒有超過他們的；再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是墨西哥的帕斯。如果矬子裏麵拔將軍，奈保爾、帕慕克、庫切、略薩，這四個也好，但不能跟那兩三個比。
索爾·貝婁和馬爾克斯很難說誰高誰低，是向度不同，這兩個不是凡人。
依舊是“異邦驚詫論”
現在，外國人一說好和不好，我們國內就立刻豎起了耳朵。依舊是“異邦驚詫論”。其實隻可姑且聽之，權作參考。就翻譯作品而言，比較明顯，國外得大獎的尚且平淡，其他文學寫作可想而知。得獎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當一個標本來看，因為不是一個獎，是許多的獎。我們幾個出版社推出一排一排的，沒得獎的也翻譯了一些，比較起來並不高於中國當代文學—缺乏一種強烈的內容，以及精神方麵的強度和力度。
這個時期，國家各方麵的生活錯綜複雜，混亂、對抗、激烈、兩極分化、欲哭無聲或興高采烈等等，這一切合在一塊兒，激發了中國作家的寫作。中國作家即便作為一個簡單的記錄員，如果誠實，也會是了不起的。所以這仍然是一個有文學希望的時期。
他們寫得實在是好
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從個體講，或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講，都是一樣：當達到了一定高度、深邃度的話，就具有相當的晦澀性了，這不是一時能夠理解的。外國人對十三億人口的國家的文學說話，就要謹慎了—讀了多少？山東的很多好作家他們連名字都不知道，像陳占敏李玉文，大概國內一部分讀者都沒聽說過，可是他們寫得實在是好。一個山東省有近億人口，那個龐大的作家隊伍就夠異邦人看一陣了，更不要說整個中國文學了。對文學，真的不要再鬧“異邦驚詫論”才好。
中國作家寫得很努力，也寫得很好。如果說差距，說離理想狀態還差很遠，這話是什麼時候都可以說的。不過還是認為，這是個有文學希望的時期。
當然這也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概括的。文學在各種環境裏都應該有強旺的生長。國外的當代文學，比時下中國文學內容更強烈的，也許並非比比皆是。這樣說當屬實事求是。我們可以放平了心，比較了再說。
裏麵透露的蒼涼感
一再談村上春樹，就更沒有發言權了，他是創作這麼豐富又這麼風行的一個作家。有一年到日本一橋大學去演講，他們給了一個題目，要跟研究村上春樹的專家對話，這樣就要做功課了，走之前把他在中國出版的所有書找來讀。大家都在讀的，有人就不急著讀。憑經驗那樣的書好的可能性連百分之一都沒有，因為那麼迅速就跟大眾達成了妥協，個人性肯定很差；而個人性強了，才會是有深邃度的作品。
翻譯沒說的，一個非常卓越的翻譯家，語言考究，翻譯得特別好。前麵讀得細，後來讀得粗，基本上全都讀了。說實話，這種寫作並沒有很高的難度。但裏麵透露的蒼涼感，卻是雅文學才能出來的意味。
他的新作也翻了。總體都差不多。不能根據輿論去看書，要換成自己的眼光和心情去看……
對社會問題的判斷來自生活經驗
情感重點和生活重心是城鄉交界處，或者是城鄉交錯的地帶。實際上，寫知識分子比較多，再者，思維很難定位於農村或城市，必須讓作品中的人物遊走穿行於不同的場所，包括我們的城市。這裏強調“我們的”，是因為有人把中國的城市寫得像老牌發達國家的城市，這是瞎學。
文學作品很難理論地推導和分析、不能邏輯地說出。這要借助於感性的表達，不能是直接地推論。
看網和電視很少，定時收看一點國際新聞。上網隻發發郵件，再就是偶爾集中看看重要的新聞專題。對社會問題的判斷，大多來自自身的生活經驗。
作品綜合的結果是要向善
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年的閱讀》，說中年以後就看兩種書：“要麼是真實的記錄，要麼是傑出的虛構。”比如說看馬爾克斯的《異鄉客》，短篇集，根本停不下，讀了之後會覺得太薄了，那簡直是像過節一樣。這種水準的虛構作品應該讀，如果連這種書都不願意讀，肯定是有了問題。總而言之，傑出的虛構比一般的真實記錄還是要有魅力得多。
向善不是指用作品去簡單化地說教，是說它的綜合結果應該是向善的。如果把它簡單化了，概念化了，就歪曲了原來的意思。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言論，最後綜合的結果是要向善的。文學可以用反藝術、反道德的方式來介入和表達，但綜合的效果還是應該達到向善。這個“向善”不是讓一個作家去說教，去簡單化標語口號式，或者說直通通地推銷自己的道德觀，一個有曆練有經驗的作家是不會那樣的。文學問題向來非常複雜，而不會是黑白分明。
人需要不需要承諾和踐諾
關於人文精神討論，本來就不是什麼學術問題，而是說人的日常生活態度，是關於做人的底線的，沒有多少可討論的。人需要不需要承諾？需要不需要踐諾？僅此而已。
《精神的背景》中寫的情形，今天看就清楚了。過了這麼幾年，事實可以證明，當時不但沒有危言聳聽，還寫得遠遠不夠呢。這就和《柏慧》出現時的不同聲音一樣—停幾年以後再看，一切就清楚了，就沒有什麼爭論了。
文學寫作必須是一個人的獨創
年輕作家的作品，鄰居的一個孩子，他爸給送來一摞。這孩子寫得很棒。要看大量年輕人寄來的作品，有時發表的東西就來不及看了。
還有個非常可愛的年輕作家，他的作品讓人喜歡。他在海外生活了一段時間，視野就更開闊了。他的經曆有助於以後的更大開拓，事實上他的格局現在就很好。
作品80年代被改編過一部影視作品，演員還得過獎。不過沒看過。影視與文學原作基本上是沒有很大關係的，影視是普及化，是一個班子在集體工作，運用藝術手段製作出的藝術產品。而文學寫作必須是一個人的藝術獨創。
（2011年4月-５月，小標題為整理時所加）
遊走年代：書裏書外
我這人好奇心重，總也閑不住，每到一個地方就想做點什麼，一度喜好“實業”，可又做不好。因為總是急著走開，在一個地方呆不久，所以幹什麼就沒有常性。有人說，如果生在舊社會，我在農村會是一個不善經營的莊園主，在城市則是一個失敗的資本家—一旦接近那些戴眼鏡的學者多了，還會嚐試著做起半生不熟的學問—也許最後由於有了這些曲折複雜的經曆，就會感慨萬端，並且從頭細細地記下來，於是又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作家。這些大概都是很自然的事。
屋子大了不忍拆
有一年我正在半島西部的一個林場住著—我太喜歡這裏的大林子了。突然就來了通知，讓我回城去，原來要開我們幾個作家的歡送會，一塊兒下基層掛職鍛煉。不想去，後來知道要去的地方正好是半島地區，也就高興了。那是我的出生地，這些年我先是在一個機關裏工作，後來又幹別的，已經越來越少回去了。
去的是海邊一個縣市，剛開始還分管一點工作，後來做的就不多了。我在許多年裏，更多的是以那個地方為中心，繼續我少年時期就開始的四處遊走。那裏等於是一個遊走的基地，把行走的路線輻射出去。往南到蘇北連雲港，往西到徐州、過黃河，走累了就回到這個大本營。這個時期除了琢磨寫《你在高原》之類，還想著怎樣為大本營做點實在的事情。當時我精力旺盛，閑不住。當地領導就說：“你最熟悉文體工作，幹吧。”可是我想幹點“實業”，不願總是紙上談兵。在紙上虛構什麼，這種事我已經做得太多了。
說到“文體”，我發現這裏的“體”缺少一座體育館；“文”缺少一座更好的影劇院。於是我就和有關單位商量怎樣建它們。這可不算小事，因為要找錢找人。我領上幾個人忙活起來，大家都興衝衝的。周邊的幾個縣市有的有體育館，但我看不上眼：它們大都修得像少數民族的碉樓，是圓的，連馬賽克牆皮都沒有。我想建一座六棱形的，像省城的體育館縮小一點的，看上去光滑發亮的。奔跑了多半年才開工，什麼圖紙選址資金樣樣講起來都不容易。大框架總算起來了，遠遠一看是個多麼大的屋子啊，黑黑乎乎的。因為要修建內部的看台，還要添其他設備，搞外牆裝飾的錢就花光了。
接著又建影劇院，整個過程也差不多。它費盡周折建起來，一位領導背著手視察一番，說：“該叫‘俱樂部’。”在很長時間裏，這個俱樂部裏都是鑼鼓喧天的，裏麵常常有各種演出，是當地最熱鬧的一個去處。我在這裏麵看過市劇團演出的呂劇《紅色娘子軍》的片斷，還看過一些電影、外地來演出的現代京劇。最重要的是，我參與編劇的一個歌劇還在這裏上演過，當時我就坐在前幾排，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演出結束時，有人登台獻上花籃，還把我拉到台上去照相。
許多許多年過去了，城市化發展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我掛職的那座城市高樓林立，我奔走建起的那兩個“大建築”，如今早就被淹沒在樓的海洋中了。原以為它們已經自然地拆除了，也不曾在意。可是有一次我出差，無意中卻得知它們至今全都完好，並且還在發揮自己的功用。我找時間去看了一下，發現果然如此。不過今天看它們的模樣實在是太老舊了，真是灰頭土臉。經營它們的人揮著大手，對我說：“不能拆，這麼大的屋子誰好意思拆？”
造了兩台機器
我十幾歲的時候遊走到南部山區，因為背囊裏有幾本書、還有幾篇草成的“作品”，也就以文會友，有緣結識了一位愛文學的當地領導。他無微不至地愛護我，讓我住在一座好房子裏。他下鄉也帶上我。有一次我跟他下鄉到一個小山村裏去，他忽發奇想對我說：“你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就不能幫村裏人搞個工業？”現在聽了像個笑話，可在當年一點都不是。當時他是病急亂投醫，我也十分莊嚴地接受下來。我那時一直覺得他是我的知己。
搞什麼工業？我心裏也癢，因為我真的愛做實業。後來我自然想起了有關“工業”的經曆：初中畢業沒能上高中，就在校辦小型橡膠廠裏做過一年。我對領導和那個小村的人提出了這個建議，他們一拍腿說：“那怎麼不行？”我們說幹就幹。可是一起手才發現問題多得不得了，既沒有啟動資金也沒有廠房，更沒有機器。我們最後在村外河邊上找了塊地，規劃一下建廠房了。這事簡單，山裏人開一堆石頭砍一些樹，房子也就蓋成了。
難的是機器，它叫“硫化機”。這問題把我擋住了。我那時想它不是人造的嗎？能不能想法慢慢造出一台機器呢？我想到這裏，就急急地翻越大山，返回了一次平原上的那個校辦工廠，仔仔細細把屋裏的機器觀察度量了一番。出了廠門我還請教當年去工廠拉機器的人，因為他能夠憑記憶說出一些正在製造中的機器模樣。那幾台硫化機能生產一些小型橡膠製品。
可是當我去城裏的工廠聯係造機器時，他們馬上問：“有圖紙嗎？”我垂頭喪氣走開了，半路又折回，到書店買來了一本機械製圖。這期間我又跑了東部一座大城市，看了好幾家大大小小的橡膠廠。我發現即便是像樣的廠子也少不了使用手動的機器，那時還不全是電動液壓的。我在短時間內搞通一點繪圖，並畫出了一本子圖紙，可是送到城裏加工機器時他們全都拒絕了。沒有辦法，最後隻好找離山村不遠的鄉辦農機廠，這些粗漢拿過圖看了看說：“沒什麼，機槍咱都敢造。你在邊上蹲著，咱不明白的就問你。”
一個星期後機器真的造好了。因為要試壓力，他們不舍得那麼多瓶氧氣，我就和趕車的人把機器拉到了大沙河套子裏，先將氣包灌了水，再墊上石頭用柴火燒了半晌。直燒到二十多個大氣壓，氣包還沒有爆裂，這就說明合格了。這在今天看起來是多麼冒險的行為，想一想都後怕。可是當年一點都沒有猶豫就那樣幹了，可見年輕人顧慮少，思想負擔也就少。所以社會上有許多事情總是需要年輕人衝上去幹，這可能也就是主要的原因了。
工廠開起來了。上班三八製。竟然在兩年時間裏紅紅火火賺了不少錢。當年造機器和出差的錢，都是小村人一元一角湊出來的。兩年後開始高考，我就上學離開了，工廠的情況就不太清楚了。有一次在學校閑聊文科與理工科的事，我隨口說了“造過兩台機器”，一位同學就嗤笑說：“大概是木頭紮的吧。”我強調是鐵的，“還有兩個儀表”。同學再也不笑了。
更有趣的是我掛職到海邊小城後，有一天聽說某個村子的工業搞得不錯，就去參觀。我看到了一個小型橡膠廠，精神馬上集中起來。幾個女工分別在一台四輪和兩輪手動硫化機前忙著，我再也挪不動腿了。隨行的問我：“你愛好這個？”我沒答，隻問負責人這兩台機器的來路。對方答：“從南山買來的。那裏的廠子不幹了，兩台機器扔在牲口棚裏，我們隻以廢鐵價就把它買了來，修巴修巴還不照樣用？”
徐巿（福）東渡考
《史記》記載，齊國方士徐福為秦始皇采長生不老藥，攜帶三千童男童女和五穀百工出海，再也沒有回來。這是正史上記載的千古疑案，更多的細節我們不得而知。在徐福東渡之前，鹹陽已經發生了焚書坑儒事件，所以徐福很可能是夥同一幫人借機出逃。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曆史大事。秦始皇晚年迷於長生術，三次到東部巡行，落腳點都在半島，遺跡多得不得了。徐福的傳說很多，他出海煉丹的遺址也有許多。近些年來為了爭奪徐福這個曆史人物，不少地方下了很大功夫。有的爭他的出生地，有的爭他的出航港，還有的全部都爭。國內海外，東南亞地區國家，都有不少徐福研究機構。
我一直在搜集有關徐福的資料，在東部行走期間記錄了幾大本徐福傳說之類。國內重要的民間徐福研究機構“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邀我做了副會長。這就使我有機會與一些秦漢史專家、古航海專家等接觸，學到了知識並興趣大增。我在與徐福研究有關的地方跑了很久，兩去日本韓國，從佐賀熊野再到濟州，實勘了幾十處傳說地和遺址。
因為浸染日久的緣故，也是因為自小的愛好與好奇，我像當年的方士徐福們一樣，嚐試著做了些丹丸。這些丹丸雖然沒有長生不老的功效，但健身的效果也許會有的。我身邊的朋友不止一位在那個階段吃過它們，除了偶爾有點不適之外，大致上還是很受用的。這其中有一位朋友直到現在還常常讓我為其配一些藥，他已經深深得益。我曾經為我喜歡的一位作家朋友主動配過藥，他婉言謝絕了。另一位朋友吃了我的丹丸，一夜之間左腮腫得像皮球。這都是體性和藥性不能匹配、因人而異的緣故，並不能說就一定是丹丸的過錯。
我認識的生活中有一些老年人，我是指東部半島的人，他們如果是資曆較深文化較高的，就特別熱衷於一些長生的丹丸。這些方劑有的出自民間傳統，有的是根據新進科學研製而成的。《你在高原》中的霍聞海先生有一段時間幾乎一日不曾離開丹丸，並且給戰友和愛人也吃，都是實有根據的。
我自80年代末開始纂寫和編輯《徐福文化集成》，曆時多年出版了七卷，至今仍為徐福研究領域最大最全的一套書籍。我的這個經曆對《你在高原》的創作十分重要，不意間成為寫作的一門功課。
“集成”發行到東南亞地區，並在後來催生出一部歌劇《徐福》。我參與這部歌劇的過程真是高興，因為那時得以接觸許多音樂家和歌唱家、導演等。我第一次就近聽一位男高音歌唱家聲震廣廈的嗓音，一時驚訝得不知所措。這部歌劇後來獲得了文化部的文華獎。
除了這些，我還著手準備更難也是更有意義的一個工作，就是綜合幾十年來海內外徐福研究的成果，編一本百科全書式的辭書：《徐福詞典》。我和朋友一起，已經為這個工作忙了多年，目前已大抵接近完成。這不是一件易事，要排除多少學術及非學術的幹擾。《你在高原》第三部《海客談瀛洲》的一大部分就寫了編纂這部詞典的過程，展示了其中的一些鬧劇。好在實際生活當中的那個主編就是我，不然就會發生影射他人的麻煩。盡管我並沒有像書中那個叫王如一的人物那麼可笑，動不動就“得一詞條”，寫出一些荒誕不經的詞條來，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也的確找到了某些奇奇怪怪的詞條，讓我既生氣又忍俊不禁。主要的是，通過搜集這種種詞條，我們就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看的資料成山成嶺，去考察的地方多而又多。有許多時間裏我們是和徐福老先生生活在一起的，甚至自以為對他熟悉得不得了，對他與之周旋的那個千古一帝秦始皇也熟悉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