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的社會史，未嚐不也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史。其二者的緊密關係，就像葉子和四季一樣。
觀一葉而知寒暑，正是那些堪稱偉大的知識分子，與我們中華民族之命運唇亡齒寒的寫照。
於是，屈原才有這樣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於是，範仲淹才有這樣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於是，杜甫才有這樣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林則徐才有這樣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魯迅才有這樣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周恩來才有這樣的詩句：“麵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以上詩句所表達的思想和情懷，一言以蔽之，無非兩句話——愛國，愛民。
有了這樣的思想和情懷，一位知識分子，其思想境界就高了，其情懷內容就廣了，其人格魅力就厚了。有了這樣的思想和情懷，定會促使他肩負起對國家對民族對百姓的使命感，責任感。雖遭迫害與誤解種種，而終無怨無悔。
張瀾先生，便是一位足可用以上詩句來形容的知識分子。一位思想境界很高，情懷內容很廣，人格魅力很厚的知識分子。一位愛國愛民之心特別真摯而強烈的知識分子。由是而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大知識分子。
我尊先輩為大知識分子，是與普遍的以著書立說之精深而大於世大於史的知識分子有別的。先輩的學養在當時的中國，自然也是一流的。若一味擺平桌案埋頭於著書立說，自然也是會其名留芳的。先輩之大，乃在於他將一位知識分子的人生能動性，完完全全地，身體力行地投入到改造國家，拯救民眾的中國大事業之中去了。由是，先輩由當時的一位大知識分子，必然地成為了一位傑出的社會改革實踐家，必然地成為了一位卓越的民主人物，必然地成為了我們民盟的創始人。將眾多知識分子凝聚在民主同盟的愛國愛民組織之中，在當時的中國，此使命惟張瀾先生才能服望擔當。
七八十年前的舊中國，地域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是很封閉的。故先輩的積極的作為，曾一度被地域的封閉局限於四川。而在四川這個中國的最大之省，他的政治影響，可與孫中山對中國的影響相提並論；他的文化影響，可與魯迅對中國的影響相提並論；他的教育影響，可與陶行知對中國的影響相提並論；他對封建反動勢力充滿浩然正氣，不顧個人安危的鬥爭，又可與“討袁將軍”蔡鍔相提並論。
張瀾先生在四川近代史上的屹立，在當時的中國，是很不尋常的現象。因為倘將曆史向前推移，四川幾個世紀以來不曾出現過他那樣的知識分子。也許，有一位後來被寫入川劇，並搬上川劇舞台加以表現的“巴蜀秀才”，可以算是具有和他一樣的使命感的人物吧？但那一位“巴蜀秀才”，所對抗的也不過就是一二封建官僚，與張瀾先生將推翻整個封建統治作為己任的大目標，又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的。
當蔣介石立重慶為“陪都”以後，張瀾的曆史作用和社會影響更加巨大了。民盟的曆史作用和社會影響也更加巨大了。因為張瀾先生所要矢誌推翻的腐敗統治集團，已近在他的身旁。因為民盟所要進行的種種民主進步活動，幾乎完全地被監控在國民黨的特務網之下了。鬥爭的凶險是更大更經常發生了。先輩也就更加的義無反顧；民盟在促進中國走向民主與進步的曆程中，作用也就更加的卓越。由是，張瀾及其所創建所領導的民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尊敬和倚重，便成為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互動了。
在張瀾的民主鬥爭生涯中，有兩件事很能說明他的“大”：
一是國民黨逮捕了他的秘書等一批民盟人士，並發出最後“通牒”威脅民盟解散，否則開始對民盟進行像“四一二”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一樣的“清剿”。為了保護民盟，更為了替中國保護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張瀾在解散通告上簽了字。並於第二天發表公開聲明，將自己繼續以個人身份鬥爭到底的決心昭告天下。此做法，實際上等於以己為盾，保護了民盟的中堅力量得以轉移。並且以一己的浩然正氣，表示了對反動當局白色恐怖的公開蔑視。這自然極易引起某些同誌的指責和誤解；這自然也就需要格外有一份勇於擔當的政治責任感。凡領導人物在特殊局麵之下必須具備的政治責任感，先輩一身擔當了，表現出了那一種政治責任感。雖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受到了誤解甚至指責，然無怨無悔，竟從未作過一句辯說。此大無私也！此大風範也！此大人格力量也！此大胸襟也！這是一種特殊的果敢。
二是建國以後，即先輩已成為國家副主席的年代裏的事——毛澤東對梁漱溟大發雷霆，當麵連連怒斥其反動，令在場之人皆震驚噤言。事後，先輩與人致信毛澤東，對毛澤東的不冷靜，對毛澤東怒斥梁漱溟的過激話語，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予以了婉言的勸告。那無疑等於是民主黨派的領袖，對執政黨領袖的中肯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