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對魯迅另有一番似乎中性的客觀的評價。那就是林語堂。
他曾寫道：與其說魯迅是文人，還莫如說魯迅是鬥士。所謂鬥士，善鬥者也。閑來無事，以石投狗，既中，亦樂。
大致是這麼個意思。
林語堂曾與魯迅交好過的。後來因一件與魯迅有關與自己一點兒關係都沒有的稿費爭端之事，夫婦二人欣然充當斡旋勸和的角色，結果卻說出了幾句使魯迅大為反感的話。魯迅怫然，林語堂亦怫然，悻悻而去。魯迅在日記中記錄當時的情形是“相鄙皆見”四個字。
從某些人士的回憶錄中我們知道，魯迅其後幾日心事重重，悶悶不樂。
魯迅未必不因而失悔。
而林語堂關於“鬥士”的文字，發表於魯迅逝世後，他對魯迅曾是尊敬的。那件事之後他似乎收回了他的尊敬。而且，二人再也不曾見過。
林語堂不是一位尖刻的文人。然其比喻魯迅為“鬥士”的文字，橫看豎看，顯然地流露著尖刻。但若僅僅以為是百分之百的尖刻，又未免的太將林語堂看小了。我每品味林氏的文字，總覺也是有幾分替魯迅感到的“何必”的意思在內的。而有了這一層意思在內，“鬥士”之喻與其說是尖刻，莫如說是歎息了。起碼，我們後人可以從文字中看出，在林語堂眼裏，當時某些中國文壇上的人，不過是形形色色的“狗”，並不值得魯迅怎樣認真地對待的。如某些專靠辱罵魯迅而造勢出名者。那樣的某些人，在世界各國各個時期的文壇上，是都曾生生滅滅地出現過的。是一點兒也不足為怪的。
魯迅討伐式或被迫迎戰式的雜文，在其雜文總量中為數不少。比如僅僅與梁實秋之間的八年論戰（與抗日戰爭的年頭一樣長），魯迅便寫下了百餘篇長短文。魯迅與論敵之間論戰，有的發端於在當時相當嚴肅相當重大的文學觀的分歧和對立。論戰雙方，都基於某種立場的堅持。都顯出著各所堅持的文學的，以及由文學而引起的社會學方麵的文人的或曰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有的擺放在今天的中國文壇上，仍有促使我們後代文學和文化人士繼續討論的現實意義。有的由於時代的演進，自行化解，自行統一，自行達到了共識，已無繼續討論，更無繼續論戰的現實意義。而有的論戰的發端，即使擺放在當時來看，也不過便是文化人和知識分子之間的一項文壇常事。孰勝孰敗，是沒什麼大必要的……然而1949年以後，魯迅的名副其實的論敵們，或準論敵們，或不曾打算成為魯迅的論敵，卻被魯迅蔑斥為“第三種文人”者，都紛紛轉移到香港、台灣乃至海外去了。我們今人，誰也說不清他們當時的轉移是否明智的。而沒有做那一種選擇的，後來的人生遭遇都是那麼的皆人唏噓。連曾是魯迅的“戰友”，曾是魯迅的學生的人們也在劫難逃，更何況魯迅當年的論敵了。
並且，近當代的中國文學史，曾幾乎是以魯迅為一條“紅線”，進行了相當細致的梳理和相當徹底的刪除。其結果是，一些與魯迅同時代的文化人士和文化學者，從近當代的中國文學史上銷聲匿跡了。他們的書籍隻有在極少極少的圖書館裏才存有著。尋找到它們，是比敬職的道具員尋找到隔世紀的道具還難之事。有的文學史書雖也記載了當時中國文壇的風雲種種，但也隻不過是一筆帶過的，仿佛鐵板釘釘的結論。而且是純粹政治性的，異化了文學內容的結論。致使我這一代人曾麵對的文學和文化的史，一度是以殘缺不全而充完整的。甚至可以說，那是一種史的“半虛無”現象……
然而我確信，魯迅若活到了1949年以後，他是絕不會主張對他的論敵，準論敵，以及被他蔑斥的“第三種文人”實行一律封殺的。我讀魯迅，覺得他的心還是特別的人文主義的。並且確信，魯迅是斷不至於也將他文壇上的論敵們，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時刻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的。他雖寫過《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那也不過是論戰白熱化時文人慣常的激烈。正如梁實秋當年雖也諷魯迅為“一匹喪家的‘乏’牛”，但倘自己得勢，有人主張千刀萬剮該“牛”，甚或慫恿他親自滅掉，梁實秋也是會感到侮辱自己的。
我近日所讀關於魯迅的書，便是華齡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正是這一本書，使我再次沉思魯迅，並決定寫這一篇文字。書中梁實秋夫婦與魯迅孫子周令飛夫婦的台北合影，皆其樂融融，令人看了大覺欣然。往事作史，塵埃落定，當年的激烈嚴峻，現今竟都變得輕若繞嶺遊雲了。我想，倘魯迅泉下有知，必亦大覺欣然吧？
魯迅的經曆，決定了他是一位深深入世，拋盡了一切出世念頭，並且堅定不移地確定了自己入世使命的文化知識分子。
魯迅書中曾有這樣的話：
說從前好的，自己回去；
說現在好的，留在現在；
說將來好的，隨我前去！
那與其說是豪邁的鼓呼，毋寧說更是孤傲的而又略帶悲愴意味的個人聲明——他與他所處的“現在”，是沒什麼共同語言的。他對社會、國家和民族的寄托，全在將來！而他的眼已從“現在”的大麵積的深而闊的傷口裏，看到正悄悄長出的新肌腱的肉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