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他的“敵人”們這樣地公開暗示他的“赤”化；“然而偏偏隻遺下了一種主義和一種政黨沒嘲笑過一個字，不但沒有嘲笑，分明的還在從旁支持著它”。
梁實秋在與魯迅的論戰中引用了那很陰險的文章，並在文中最後質問：“這‘一種主義’大概不是三民主義吧？這‘一種政黨’大概不是國民黨吧？”
這不能不說是比“資本家的‘乏’走狗”更狠的論戰之招。因為這等於將魯迅推到了國民黨特務的槍口前示眾。文人之間的意氣用事，由此可見一斑。這一種文化現象，也是非常“中國特色”的。而且在後來的“文革”中已是登峰造極之勢。此點與西方是不盡相同的。在西方，文人或文化知識分子雖也每每勢不兩立，但政治的嘴臉一旦介入其間，那是會適得其反的。論戰的雙方，要麼有一方開始緘默，要麼雙方同時表達對政治幹涉的反感。比如二戰前後的美國，一批知識分子同樣被列入了親蘇的政治“黑名單”，但他們的某些文化立場上的“敵人”，也有轉而替他們向當局提出抗議的。
今天，我們當代中國之文化人和文化知識分子，與其非要從魯迅身上看清他原來也不過怎樣怎樣，還莫如以曆史為鏡，為鑒，照出我們自己之文化心理上的不那麼文化的疤癩。
當然，魯迅斥梁實秋為“資本家的‘乏’走狗”，也是隻圖一時罵的痛快，直往牆角逼人。研讀梁實秋與魯迅的論戰文字，誰都不難得出一個公正的結論，即梁實秋談的是純粹的文學和文化之事。如其在大學講台上授課。二十四歲的他在美國哈佛大學文學院獲得了院士學位歸國任教的梁實秋，當年顯然是屬於這樣一類知識分子——隻要墊平一張講課桌由其講授文學的課程，課堂以外之事是既不願關心更不願分心枉為的。當年此類文化知識分子為數是不少的。胡適林語堂徐誌摩們皆是。《青春之歌》中的餘永澤，身上便有著他們的影子。當然在持革命人生觀的當年的青年們看來，那是很不足取的。其實，倘我們今人平靜地來思考，卻更應該從中發現這樣一種人類普遍的生存規律，那就是——隻要天下還沒有徹底的大亂，甚或，雖則天下業已大亂，但凡還有亂中取靜的可能，大多數人總是會一如既往地做他們想做和一向在做的事情的：小販擺攤、遊民流浪、癮君子吸毒、妓女賣淫、工人上班、農夫下田、歌女賣唱、叫花子行乞。私塾先生教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大學教授背課授課、學子們孜孜以學……哪怕在集中營裏，男人和女人也要用目光傳達愛情；哪怕在前線的戰壕裏，有浪漫情懷的士兵，也會在衝鋒號吹響之前默誦他曾喜歡過的某一首詩歌……梁實秋的“悠悠萬事，惟文學為大”，正符合著人性的較普遍之規律。深刻如魯迅者，認為是苟活著並快樂著。但是若換一種寬厚的角度看待之，未嚐不也是人性的普遍性的體現。對於梁實秋的“文學經”的種種理論，魯迅未必能全盤駁倒批臭。因為分明的，僅就文學的理論而言，梁實秋也在不遺餘力地傳播著他自美國接受的一整套體係，並且認為是他的使命和責任。正如魯迅認為自己做“普羅文學”的主將和旗手是義不容辭之事。
如果說魯迅倡導“普羅文學”即“大眾文學”，無論當時或現在都有積極的意義，那麼他根本否定“第三種文人”也就是根本否定第三種文學和文化，亦即超階級意識的文學和文化的存在價值，則是大錯特錯了。在這一點上魯迅其實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他甚至連對古代豔情禁毀小說都曾筆下留情，表現包容的一麵。在此點上，他使本來尊敬他的某些人，後來也對他敬而遠之了。而此點對建國以後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負麵影響之深遠，當然是魯迅所始料不及的吧？令我們今人重審魯、梁之間當年的“持久戰”，不能不替我們這一代人特別崇敬的魯迅感到遺憾，甚至感到尷尬。
如果說梁實秋傳播經典文學之所以成為經典的某些確是真知卓見的理論，尤其試圖引西方的文學理論指導中國的文學實踐，此念虔誠，並且是有功之舉，那麼他當年同時以極為不屑的態度嘲諷“大眾文學”的弱苗是在今天也有必要反對的。按他當年的標準，《阿Q正傳》、《駱駝祥子》、《祥林嫂》、《為奴隸的母親》、《八月的鄉村》等等簡直就登不了文學的大雅之堂了。
而可以肯定的是，梁實秋現在會放棄他當年的錯誤的文學立場的。
他比魯迅幸運。因為他畢竟有矯正錯誤的機會。
永遠沉默了的魯迅，卻隻有沉默地任後人重新評說他當年的深刻所難免的偏激和片麵而已。
正應了“文章千古事，落筆細思量”一句話。
想想令我替文人們悲從中來……
一位在自身所處的時代，魚缸裏的魚似的，遊弋在文學的、而且是所謂高雅的那一種文學的理論中；一位在自身所處的時代，倍感周遭偽朽現實的混濁，以及對自己造成的窒息；一位在當年專以文學論文學；一位在當年借雜文而隱論國家，隱論民族。根本是表象上“殺作一團”，實質上是狹路撞著各不禮讓的一場論戰。是文學和文化在那個時代空前浮躁的一種現象。正如今天的文學和文化也受時代的影響難免浮躁。
俱往矣！
社會之所以不管怎樣的病入膏肓，卻畢竟的總還活著，乃因有人在不懈地做著對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極為必要之事；而時代之所以變革，則乃因有勇猛的摧枯拉朽者。兩者中都有值得我們欽佩的。魯迅——舊中國陰霾天穹上，一團直至將自己的電荷耗盡為止的積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