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我們稍微忘記一下雨果，我們是不是會誤以為——這一位小說中的人物，肯定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的好幹部？焦裕祿式的或孔繁森式的。配被稱作“人民的兒子”的那一類好幹部。
他簡直比他們做的還令我們感動：一名殺人犯被判死刑，前夜請求祈禱。而本教區的一位神父不屑於為一名殺人犯的靈魂服務。我們的主教大人得知後，沒有隻是批評，沒有下達什麼指示，而是——親自去往監獄。陪了犯人一整夜，安撫他戰栗的心。第二天，陪著上囚車，陪著上斷頭台……
他反對利用“離間計”誘使犯人招供。當他聽到了一樁這樣的案件，當即發表莊嚴的質問：“那麼，在哪裏審判國王的檢查官先生呢？”——而這是我們的好幹部們也諱莫如深的話。
他尤其堅決地反對市儈哲學。對那些逢人打著唯物主義的幌子販賣市儈哲學的偽君子們，他當即予以冷嘲熱諷，而不顧對方的身份是否是一名尊貴的議員……
雨果幹脆在書的目錄中稱米裏哀主教為“義人”，正如泰戈爾稱甘地為“聖雄甘地”；還幹脆將書的一章的標題定為《言行一致》，而另一章的標題定為《主教大人的袍子穿得太久了》。——正如我們共產黨人的好幹部，從前總是有一件穿得太久了補了又補的衣服……
雨果詳而又詳地細寫主教大人的臥室，它簡單得幾乎除了一張床另無家具。冬天他還會睡到牛欄裏去，為的是節省木柴（價格昂貴）；也為的是享受牛的體溫。而他養的兩頭奶牛產的奶，一半要送給醫院的窮病人。而他夜不閉戶，為的是使找他尋求幫助的人免了敲門等待……
他遠離某些時髦話題，嫌惡空談，更不介入無謂的爭辯論。在他那個時代諸如王權和教權誰應該更大的問題一直糾纏著辯論家們，正如在中國在我們這個時代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曾一直令我們的兩派政治人士喋喋不休……
而米裏哀主教最使我們中國人欽服的，也許是這麼一點——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卻謙卑地認為“我是地上的一條蟲”。米裏哀主教大人作為一個人，其德行已經接近著完美了。雨果塑造他的創作原則，也與我們中國人塑造“樣板戲”人物的原則如出一轍，而又先於我們，簡直該被我們尊稱為老師了。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那就是經典的理想主義文本了，那就是經典的理想主義文學人物了。我對那樣的文學現象持很保留的態度，因為我活到至今也未在現實生活中有幸遇到或者哪怕聽說過一個那麼完美的人。
於是，襄·阿讓被米裏哀主教收留一夜，陪吃了飽飽的一頓晚餐，半夜醒來卻偷走了銀器，天一亮即被捉住，押解了來讓米裏哀主教指認，主教卻當其麵說——是自己送給他的，則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主教非但那麼說，而且頭腦裏這麼認為——銀器不是我們的，是窮人的。“他”顯然是個窮人，所以他隻不過拿走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已。
於是，襄·阿讓“變成”馬德蘭先生馬德蘭市長以後，德行上那麼地像另一位米裏哀，在雨果筆下也就順理成章了。其生活儉樸像之；其樂善好施像之；其悲憫心腸像之；其之對待沙威警長的人性胸懷像之——總之，幾乎在一切方麵都有另一位米裏哀的影子伴隨著他。一個米裏哀死了，另一個米裏哀在《悲慘世界》中繼續著前者未盡的人道事業。
連沙威也是極端理想主義的——因為絕大多數現實生活中的沙威們，其被異化了的“良心”是很不容易省悟的。即使偶一轉變，也隻不過是一時一事的。過後在別時別事，仍是沙威們。人性的感召力對於沙威們，從來不可能強大到使他們投河的程度。他們的理念一般是由對人性的反射屏裝甲著的……
米裏哀主教大人死時已80餘歲，且已雙目失明。他的妹妹一直與他相依為命。雨果在寫到他們那一種老兄妹關係時，極盡浪漫的、詩化的、聖化的讚美筆觸：“有愛就不會失去光明。而且這是何等的愛啊！這是完全用美德鑄成的愛！心明就會眼亮。心靈摸索著尋找心靈，並且找到了。這個被找到被證實的靈魂是個女人。有一隻手在支持你，這是她的手；有一張嘴在輕吻你的額頭，這是她的嘴；你聽見身邊呼吸的聲音，這是她，一切都得自於她，從她的崇拜到她的憐憫，從不離開你，一種柔弱的甜蜜的力量始終在援助你，一根不屈不撓的蘆葦在支持你，伸手可以觸及天意，雙手可以將它擁抱，有血有肉的上帝，這是多麼美妙啊！……她走開時像個夢，回來卻是那麼的真實。你感到溫暖撲麵而來，那是她來了……女性的最難以形容的聲音安慰你，為你填補一個消失的世界……”
有這樣一個女人在身旁，雨果寫道：“主教大人從這一個天堂去了另一個天堂。”
如果忘記一下《悲慘世界》，那麼讀者肯定會作如是之想：這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熾烈的初戀渴望吧？這是《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心上人對心上人的愛的傾述吧？
但雨果寫的卻是80餘歲的主教與他70餘歲的妹妹之間的感情關係。這是訖今為止，世界文學史上僅有的一對老年兄妹之間的感情關係的絕唱。使我們在被雨果的文字感染的同時，印象難免會覺怪怪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一對老年兄妹或一對老年夫婦，無論他們的感情曾何等的深長，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也每趨於俗態。甚至會變得隻不過像兩個在一起玩慣了的兒童……
那麼我將告訴我的學生——那就是浪漫主義的經典文本了。
雨果完成《悲慘世界》時，已然60歲。他與某伯爵夫人的柏拉圖式的婚外戀情，也已持續了20餘年。他在旅居國外時，她亦追隨而至，住下在僅與雨果的住地隔一條街的一幢樓裏，為的是他可以很方便地見到她，故我簡直不能不懷疑——雨果所寫，也許更是他自己和她之間的那一種愛……雨果死時，和他筆下的米裏哀主教同壽，都活到了83歲。這一偶然性似乎具有神秘性。《悲慘世界》的創作使命，倘僅僅為塑造兩個德行完美的理想人物而已，那麼雨果就不是雨果了。這是一部幾乎包羅社會之萬象的書。隨後鋪展開的，是全景式的法國時代的圖卷。尤其將巴黎公社起義這一大事件納入書中，無可爭議地證明了雨果畢竟是雨果。
那麼，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那便是現實主義的經典文本了。我還將告訴我的學生們——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相結合方麵，與雨果同時代的全世界的作家中，幾乎無人比雨果做得更傑出。
而雨果的理想主義，始終是對美好人性和人道原則的文學立場的理想主義。這是絕不同於一切文學的政治理想主義的一種文本。故是文學的特別值得尊敬的一種品質。
在雨果的理念之中，人道原則是高於一切的。
我極其尊敬這一種理念。無論它體現於文學，還是體現於現實。
我深深地深深地感動於一顆作家的心，對人道原則終生不變的恪守。我的感動，使我不因雨果在這一點上有時過分不遺餘力的理想主義激情而臧否於他。
最終，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弘揚人道原則的文學的使命，在中國，一向還完成得很不夠。這一使命，對於塑造全中華民族的靈魂，在當前和以後都是極其重要的。它也許高於文學對我們這個國家的其他方麵的義務。
如果我未來的學生們中竟有將自己的人生無怨無悔地奉獻給文學者，我祈祝他們做得比我們這一代作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