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那個時候，江雅言真的相信，她可以變成那個更好的自己。所有錯的和不好的都已經過去了，而他願意包容。
隨後到來的那個秋天和冬天過得很平靜，對於江雅言來說卻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不管是股份現鈔，還是別的什麼，都不要了，外灘那間女裝店，她再也沒有再去過。從王亦堯的房子裏搬出來之後，她與人合租了一間小公寓。雪城給了她一些錢應付生活上的開銷，很快她就找了幾份零碎工作，所得的收入供她一個過過日子還算可以。
那些工作中，有一些其實是她早就在做的，比如給女性雜誌寫些東西，間或有一兩張小照登在插頁或者封底，偶爾也替人做些口譯筆譯。不同的隻是從前她並不在意這些小錢，隻當是種消遣來做，如今卻要靠這些進項養活自己了。
閑下來的時候，她與雪城經常見麵，兩人卻並沒有點破那一層關係，更沒有過什麼越距的地方，休息日出去走走不是帶著兆堃，就是和她的朋友一道。他們都是一個人過生活，要做什麼都憑自己，卻不約而同的退守到這樣一種不鹹不淡的狀態，是尊重，是為了與旁人不同，又仿佛是天長日久的深厚。
就連雪城借給她的錢，她也一分不差的還了，另外還附了謝禮。那是一把烏木骨的扇子，一尺十三方，扇麵上是吳待秋題寫的一首詩——王維的《青溪》。那時的吳待秋正與顏文輛、張大千一起籌建上海美術館，她也在其中做了些瑣碎的工作，報酬菲薄，卻也算認識了一些人。
那段日子，與她同住的是一個三十出頭未曾結婚的女人，在大學教書，信新教，戴眼鏡，四季的穿著都簡單樸素，房間裏的掛的畫是月份牌上裁下來的印刷品，就連讀的書也大多是從學校圖書借來的。一開始，這種生活對江雅言來說多少有些吸引力。日子久了，新鮮勁兒過去了，這一雙舊鞋一襲布衣一把油布傘的生活漸漸露出粗鄙瑟縮的麵目。
戰爭結束之後，紛爭與動蕩一直都未曾真正過去，在這種大環境下，這個城市的黃金年代似乎一去不複返了。三十年代風靡一時的《玲瓏》雜誌自三七年停刊之後，再也沒有哪一本本土出版的女性刊物暢銷到那個程度，要靠寫字吃飯自然也沒那麼容易，更何況還是那些個閑情逸致的文字。之所以有人找江雅言約稿，看重的還是她曾經的名媛身份，她不願在那些人麵前露了怯，卻又力不從心。
對於過去的生活，她並無留戀，哪怕是那些令人豔羨的眾星捧月的時刻，卻也不願永遠就這樣過下去。當時，戰後短暫的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經過去，時局日漸動蕩，越來越多的人辭別故土，去歐洲美國，或者近一些的南洋小國。江雅言也動了這樣的念頭，她對雪城說想離開上海，目的地或許是倫敦，或許是巴黎，兩個人在一起，無論在哪裏，無論過的如何，一切都可以重新來過。
於是，離開上海，仿佛幻化出一些不甚真實的象征意義，成了一種期盼，就好像隻要走了，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江雅言心裏這些微的變化，雪城都是知道的。他了解她的為人，如果她決定了要走，就肯定是會走的，不管過程如何艱難，結果是好或是壞。而他自己卻截然不同的，他是很早就懂了生活艱辛的人，想事情總難免更加現實幾分。他心裏很清楚，作為一個中國人，所能倚靠的那一點手藝能否在異國他鄉得到承認，是誰都沒辦法打保票的，而僅靠他手上的那點積蓄，又是很難在那裏立穩腳跟。
不是沒有機會改變，隻是他不能，也不願做那樣的事。早在戰前，他便是紳士商店的骨幹，兩位老板相繼過身之後，店裏的經營更是他在一力承擔。一些生意上往來的人經常與他玩笑，說他才是真正當家的人，但“方氏父子”這塊招牌卻始終都沒有變過，他還是夥計，曾經的東家是Gordon和方老板，現如今則是方兆堃。生意或者是金錢上的事，兆堃既不看重，也不太懂。若雪城有心，什麼都有可能，但他從小這個泱泱都市獨自闖蕩，能夠得以安身立命，也自有他為人處事的原則和信念。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雪城在鄞縣鄉下的弟弟結婚，他回去探親，兆堃和江雅言也一同去了，說是去玩的，實則卻是為了讓母親和江雅言見上一見。那個時候，他的幺妹早出嫁了，母親改嫁的丈夫也已故去，留下不多不少的家產，過過日子倒也無虞。
他的弟妹都是改了姓跟過去的，多年未曾見過，關係都很疏淡了。雪城沒有特意把江雅言帶去他們看，不是不願，也不是不敢，隻是覺得她和他們全然是兩個世界的人。在鄞縣那三天，母親隻在喜筵上見過江雅言，隔著三五步的距離，點頭寒暄而已。但母親卻始終是母親，這個年過四十的女人，當過少奶奶，也過過一貧如洗的日子，嫁過兩個男人，生養了三個兒女，即便沒念過書，也不認得幾個字，卻有一些樸素的智慧。她從沒問過雪城：“這個人是誰？”隻是在臨別的時候，絮絮的對他說起弟妹的婚事。妹妹嫁的很好，夫家在縣裏有些小官職，弟弟新娶的媳婦是同縣山裏一個窮佃戶女兒，可說是應了一句鄉下的老話——男婚女嫁是不一樣的，男往下娶，女往上嫁，這日子才過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