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中法戰爭正在進行，以及日法締結了相互援助密約的傳聞，中國在“甲申政變”的處理上，也采取了對日妥協的方針。1885年4月，首相伊藤博文親自來華誘迫清政府讓步，並同李鴻章簽訂了事變善後的《中日天津條約》。其內容為：日、清兩國以4個月為期由朝鮮撤兵，如果將來朝鮮的變亂嚴重化，日、清兩國或者一國派兵時，首先互相行文照會，事件平息後立即撤兵。這就是後來甲午戰爭開戰交涉時，日本陸奧宗光外相用來作為發動戰爭口實的條約。這樣，日本政府在與清政府爭奪朝鮮的鬥爭中轉敗為勝，獲得了與中國同樣的出兵權。
隨著日本明治政府在朝鮮問題上的屢屢得手，它們開始把黑手伸向中國。為了試探中國的態度，日本政府首先在兩國通商問題上做文章。1870年10月，日本政府派遣柳原前光攜帶外務省書信來天津，謁見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和通商大臣成林，請求通商立約。
李鴻章、成林將此信轉給總理衙門。不久總理衙門下達指示：“允許通商，但不訂條約。”柳原前光見目的並未完全達到，再三向李鴻章請求。此時，日本的野心還未完全暴露，李鴻章被糾纏得頭痛不已，便向總理衙門建議與日本立約。最後總理衙門同意日本的請求，允許兩國訂立條約，以修和好。
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正使、柳原前光為副使，來天津商議條約。清政府以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江蘇臬司應寶時、天津海關道陳欽為幫辦，進行談判。上次柳原前光來華時曾帶來一個條約草案，並對李鴻章表達過日本在兩國通商問題上的立場。他曾對李鴻章說：“歐美各國強迫日本通商，日本不甘心，可是力難獨抗，中日兩國應先通好，同心合力對付列強才是。”所以李鴻章極力主張與日本簽訂對等條約。但此次伊達宗城一反柳原前光所說，提出的條約草案，以中國和西方各國簽訂的條約為基礎，把日本置於和歐美各國同樣的地位。柳原前光解釋道：“此次約稿，大致與西方各國的條約相同，但相異之處也不少。交際之道，萬國隻可劃一，不可有輕有重。重了則會遭西人猜忌，輕了則會遭西人侮辱詆毀。現在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倘有參差，非但不能通行，而且會說使者不出力氣，有何麵目回國複命？”伊達宗城在一旁插嘴說：“當今之計，我們兩國唯有內求自強，外禦其侮。誠能心照，不妨按照西洋成例立約，無須更動，不露聲色為好。”此時應寶時、陳欽駁斥道：“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為通兩國之好，若怕西方各國猜忌，那麼伊達大臣不來中國，憂慮皆無，更能照應西人，豈非好哉？”伊達宗城被駁得啞口無言。
最後，李鴻章提出了中國自己的草案，他對伊達宗城說：“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遵循他人呢？何況條約中無可使西人生疑之處。兩國有來有往，與有來無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約絕不可與西方完全相同；而且西人所得之利，還沒有單單不給日本的。今送去草約，請與西約比較，不知何重何輕，希一一指開茅塞。”說畢，將中國所擬的條約草案遞交伊達宗城。伊達無口可借，隻得收下。
7月29日，在中方的堅持下，中日兩國大體上按中國的方案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其主要內容是：兩國互不侵犯領土，互不幹涉內政；一國受他國侵略時須互相支援；互派駐外使節；各通商口岸派駐領事，等等。這是近代史上中日兩國簽訂的第一個對等的條約。
由於該條約未能滿足日本當局的意願，伊達宗城一回國就被罷官。1872年4月9日，柳原前光攜帶外務卿副島種臣、外務大輔寺島宗則的書信來到天津，要求改訂前約，被李鴻章譏為“寒盟”。柳原前光含恨而去。同年12月，日本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臣，再次來中國力求改約，莫名其妙的清政府竟然表示了同意。1873年5月，改約完成，並在天津互換。
清政府在《中日修好條規》改約問題上的妥協行為，讓日本政府看清了其虛弱的本質，於是便得寸進尺，開始預謀吞並琉球和侵略台灣。
1871年11月30日，琉球宮古島民的兩艘“進貢船”（實際上是以進貢為名的商船），離開那霸港駛往中國。不幸中途遇暴風，漂流海上，一艘幸還，另一艘漂到台灣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遙灣。該船共有船員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陸。登陸的船員中，54名被台灣高山族殺死，12名逃出，在鳳山縣受到清政府保護。1872年4月，日本小田縣民4人，也遇險漂到台灣，被高山族殺害。這本是非政府行為的極端事件，完全可以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日本當局卻借此大做文章。
當台灣高山族殺害琉球人和日本人的消息傳到日本後，朝野大嘩。
1873年5月，木戶、大久保、岩倉等首腦從歐洲回國，立即決定在琉球和台灣問題上動手。首先，強迫琉球國改為日本的藩屬，切斷與中國的關係；其次，承認“琉美條約”，爭取美國承認琉球是日本領土；再就是派人到中國，試探清政府對台灣和琉球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