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伎重演上海驚現“一·二八”
同心禦侮華軍浴血上海灘
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發動的“九一八”事變，贏得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支持，從而促成日本的政治結構發生激變，少壯派軍官從此實際上掌控了日本政局的發展方向。為了盡快完成“滿洲國”的獨立大業，而又不使國際社會過於集中注意力觀察其粗劣炮製一個傀儡政權的伎倆，關東軍特別想在上海製造事端，以轉移國際社會的視線。
這時，日本海軍對於陸軍順利地攻占中國東北，贏得大筆的軍費以及全國的民意擁戴，相當羨慕，甚至可以說是嫉妒。他們也希望能夠找機會表現一下，以扳回一些顏麵與利益。因此，海軍對於在上海發揚皇軍神威特別感興趣。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中國主要都會及地區的學生與工人階層中，都發動了極強的反日運動。最令日本感到頭疼的，就是抵製日貨的民間活動。在“九一八”事變的三個月後，日本輸往中國的產品減少了近六成，使得日本經濟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中國人民對於在中國境內耀武揚威的日本人，也都表示出極大的憤慨與敵視。所以，要想在國際大都會上海製造出點麻煩，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進攻東北一樣，事前進行了精心的策劃和周密的準備。1932年1月5日，日本關東軍的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板垣征四郎上校，從中國東北飛回東京，向裕仁天皇和日軍參謀部報告侵占東北的情況，隨後參與製訂在上海發動戰爭的計劃，並從東京給日本駐上海公使館陸軍輔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發了如下電報：“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麵進行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電報後，立即與日本特務川島芳子（本名金璧輝）密謀，決定借反日情緒較強的上海三友實業社之手，殺死日蓮宗和尚，製造事端，引發中日衝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島芳子的指使下，上海江灣路妙發寺日本日蓮宗和尚天崎啟升、水上秀雄等5人，來到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總廠外，觀看廠內工人義勇軍操練，並故意向義勇軍投擲石子挑釁，引起衝突，發生“互毆”，事後日方聲稱有一名受傷和尚死於日本醫院。
田中等人借機竭力擴大事態。1月20日晨，他指使日本憲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揮上海的“日本青年同誌會”暴徒32人，襲擊三友實業社，焚燒三友毛巾廠，砍傷用電話報警的守衛巡捕。接著又與急忙趕來的公共租界華籍巡捕發生衝突，戮傷巡捕3人。
當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動上海日僑集會，並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籲請帝國陸、海軍立即增兵，並要求駐上海的帝國官府（總領事及海軍陸戰隊）采取強硬手段。”會後沿街挑釁，搗毀中國商店，毆打行人。
日本暴徒的挑釁，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極大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團體紛紛發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報紙均登載了日人放火燒毀三友毛巾廠的新聞報道。
日本暴徒滋事以後，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鬆竟於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書麵抗議，並提出四項無理要求：一、市長向總領事道歉；二、逮捕處罰凶手；三、賠償醫療費用及撫慰金；四、取締排日活動，解散上海抗日救國會及各種抗日團體。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也發表聲明，借口《民國日報》在報道20日日人暴行時，有“日浪人藉陸戰隊掩護”等語，要求中國方麵反省（由此，《民國日報》於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閉停刊）。並聲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將采取適當手段，以“保護帝國權益”。同時，虹口一帶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舉行武裝示威，並派飛機在三友實業社上空盤旋；虹口公園附近的日軍和北四川路一帶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處亂竄，隨時準備挑起事端。
隨著上海局勢的日益緊張，日本海軍大量向上海增兵。日本海軍除“九一八”事變後陸續駛抵上海的軍艦外，於1月21日從吳港派出巡洋艦“大井”號和第15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1特別海軍陸戰隊450餘人和大批軍火，於23日抵達上海。24日，停泊於旅順港的“能登呂”號特務艦也駛抵上海。28日，又從日本國內急調第1魚雷戰隊（旗艦“夕張”號巡洋艦率第22、第23、第30驅逐隊，共有驅逐艦12艘），運載第2特別海軍陸戰隊460餘人抵滬。至此，日軍在上海集結了軍艦23艘，飛機40餘架，海軍陸戰隊1830餘人及武裝日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黃浦江上。
隨著日軍增援部隊的到達，日方態度更加強硬，並為挑起事變製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務機關派人放火焚燒了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誣稱是中國人所為。1月27日，村井倉鬆向上海市長吳鐵城發出最後通牒，限於28日18時以前，給予所提四項要求以滿意答複，否則日方將采取必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