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挑釁，國民黨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對日退讓，以求通過妥協來息事寧人。上海市政府秉承國民黨政府的旨意，執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處處遷就日本的無理要求。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限期緝拿凶手歸案。1月27日，上海市長吳鐵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但村井倉鬆堅持非下令將凡是有抗日字樣的各種團體一律解散不可。上海市政府經電呈國民黨中央當局請示後，於1月28日13時45分，在《為日僧被毆事件複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鬆函》中，全盤接受了日本的四項無理要求。
28日20時30分，日本第1遣外艦司令官鹽澤幸一又發出新的通牒，這其實是開戰前的信號：“目下上海租界內外人心動搖，形勢不穩，時刻惡化，工部局已宣布戒嚴，而各國軍隊亦已嚴密戒備。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居閘北一帶，為維持治安計，款（欲）以兵力配備該處，以負保安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麵應將閘北方麵所有中國軍隊及其敵對設施從速撤退。”在尚未得到中國方麵答複前，日本駐上海海軍陸戰隊於1月28日23時30分，按預定作戰計劃，向閘北中國駐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就這樣，日本帝國主義蓄意製造的“一·二八”事變，在日軍不宣而戰的情況下爆發了。
當時駐防在淞滬地區的中國軍隊，是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統率的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這是國民黨軍隊中有愛國思想的一支部隊，它的前身是北伐戰爭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0師（1925年，師長陳銘樞）、國民革命軍第11軍（1926年，軍長陳銘樞），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北伐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戰功。1930年成立第19路軍，時總指揮蔣光鼐，師長蔡廷鍇、戴戟，但實際上仍受陳銘樞節製。1930年12月，蔣介石發動“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反共內戰，第19路軍被調至江西“剿共”前線。在全國人民抗日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在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提出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一致對外”的正義號召的推動下，第19路軍全體官兵3萬餘人，曾在江西贛州前線集體宣誓反對內戰，團結抗日。1931年10月，由於陳銘樞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寧粵妥協，被任命為滬衛戍司令官，第19路軍亦由江西贛州“剿共”前線調戍京滬地區，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戴戟任淞滬警備司令。
第19路軍因不是中央嫡係部隊而備受排擠，從“九一八”起，官兵連軍餉都領不到。“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兩個星期，從日人的瘋狂挑釁和日本海軍源源增兵上海等活動中，判斷出日軍對上海發動武裝進攻不可避免，開始主動、積極地進行戰備。
1月23日，第19路軍召開駐上海部隊營長以上幹部緊急軍事會議。會上，蔡廷鍇首先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他說：“日本人這幾天處處都在向我們尋釁，處處都在壓迫我們，商店被其搗毀，人民被其侮辱，並加派兵船及飛機母艦來滬，大有占據上海的企圖。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覺得實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決心，就是決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來研究……兄弟隻有決死的心腸，願意同大家同生同死！”接著，戴戟敘述了最近日人挑釁的情況，表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敗何足計，生死何足論。我輩隻有盡軍人守土禦侮的天職，與倭奴一決死戰。”蔣光鼐指出：“十九路軍是很負名譽的軍隊，現恰駐紮在上海，此時真是十九路軍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可說是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到這種時期，我們軍人隻有根據著自己的人格、責任、職守、聲譽，來死力抵抗了！”會議決定死守上海，並確定了防禦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應變措施。
當日下午7時，第19路軍總指揮部向所屬各部發出密令：
（一）根據日方現派大批艦隊來滬，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締愛國運動並有自由行動之企圖。
（二）我軍以守衛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
（三）第78師第156旅擔任京滬鐵道以北至吳淞寶山之線，扼要占領陣地；第155旅擔任京滬鐵道線（包括鐵道）以南至虹橋、漕河涇之線，（南市龍華之團即在原地）扼要占領陣地。
吳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隊固守該要塞，並切與附近要塞之友軍確取聯絡。
鐵道炮隊及北站之憲兵營，歸第78師第6團團長張君嵩指揮。
丹陽第60師之黃茂權團，限於24日開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餘沈光漢師、毛維壽師為總預備隊，在原地候命。各區警察及保衛團受各該地軍隊高級指揮官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