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的要挾和宋哲元的憤怒，蔣委員長是否聽到，無從查實。但是何應欽、汪精衛聽見是肯定無疑的。他們無法顧及宋主席的怒言，而是害怕土肥原的威脅，因而便向蔣介石建議，“主動”將宋哲元罷免。汪精衛的邏輯是：“與其我們受人壓迫而做，不如自己先自動去為之。”
就這樣，“要領”還未出台，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就被行政院下令免除了，由秦德純暫時代理。土肥原便轉而與秦德純進行交涉談判。《秦土協定》是在北平府右街秦德純的住所誕生的。其內容為：（一）對“張北事件”表示遺憾，將負責人員免職；（二）撤銷排日機關；（三）尊重日方在察哈爾省的正當行為；（四）第29軍撤出昌平、延慶、大村堡以東地區及獨石口至張家口長城線以北地區；（五）自6月23日起兩周內撤退完畢。秦德純還同意日本在察哈爾省設置機場，聘請日本人為軍事顧問，不阻止日本在內蒙策動德王“自治”等等。
《秦土協定》簽字不久，秦德純被正式任命為察省主席，接著又調任北平市市長。《協定》生效後，29軍部分移駐河北。
日本在利用“河北事件”與“張北事件”簽訂《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一舉實現河北和察省“特殊化”後，又通過了兩個曆史性的對華政策方針：一個是由外、海、陸三省聯席擬定的“對支政策”。內容包括了外相廣田的三個主要原則，一是中日親善，也就是中國停止排日，不得與其他國家結盟；二是中日滿經濟合作，要求中國給予日本在中國各種的經濟發展特權；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為幹涉中國內政與外交的重要借口。這個“廣田三原則”，成為日本對中國外交侵略的方針。另一個就是由陸相川島義一所提出的“鼓勵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駐華的關東軍與駐屯軍，充分利用《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作為基礎，全力推動華北五省自治，以徹底消除華北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向心力。
這時日軍對於河北的分離，幾乎已經是誌在必得。由於何應欽離北平南下，中央軍與東北軍相繼撤離，河北一時出現力量的真空。日本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欲選擇屈從於日本的角色，成立華北“自治政權”。誰是這個對象？宋哲元。日本人瞧上了他。
蔣介石也在物色他在華北的人選。在經過多次的篩選、比較之後，最後也把目光落到了宋哲元身上。
宋哲元是一級陸軍上將，馮玉祥的主要將領之一，1885年10月出生於山東省樂陵縣，字明軒。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著名的“北京政變”後，脫離了直係軍閥，將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第二集團軍，宋哲元曆任第四方麵軍總指揮、第29軍軍長、察哈爾省主席、平津衛戍司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任過陝西省主席、河北省主席、冀察綏靖公署主任。早在1921年，他在馮玉祥麾下當旅長時，就出類拔萃，與其他四個旅長張之江、李鳴鍾、鹿仲麟、劉鬱芬，被人們稱為“五虎上將”。
縱觀宋哲元的曆史，最閃現光彩的一頁，莫過於長城抗戰了，他的“抗日英雄”的稱謂就是在這次戰鬥中贏得的。從1933年2月底開始，在長達三個月的激烈戰鬥中，宋哲元和29軍的官兵們浴血抗敵，萬死不辭。宋哲元和副軍長秦德純以及師長馮治安、張自忠親臨最前線指揮作戰，用夜戰、近戰出其不意地打擊日軍。宋哲元率領部隊堅守陣地，始終未被日軍突破。戰鬥至4月中旬，日軍突然打開了友軍的防守陣地，使宋部處於腹背受敵的險境，宋部才不得不撤退到通州。
後來，宋哲元在回憶長城戰鬥時，這樣形容將士們的殺敵士氣：“29軍的將士早就對日軍憋著一口氣，殺起鬼子來就像砍瓜切菜一樣，好利索！”每每提起在長城戰鬥中犧牲的官兵，宋哲元心裏就很痛惜，他多次告誡自己的部屬：我們有幸活著的人應該把他們未了的事情分擔一些。他總是盡量要求自己這樣去做。
宋哲元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一貫很明朗：他讚成反共但不讚成“剿共”。主張“槍口不對內”，“中國人不殺中國人”。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他不主張進行血腥鎮壓，但也不願意在他的地盤上出現這樣的運動。
“九一八事變”剛發生後，他就發出通電，提出對日作戰，但未有任何效果。在與日本人交往中，宋哲元很有分寸，有這麼一件事也許可以說明宋在與日本人接觸中所持的謹小慎微態度：那年，他在天津為母親做壽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親自登門祝壽，當時宋哲元不在，司令官將一隻據說是日本天皇專門從東京派軍艦直接送來做壽禮的大瓷花瓶留在了宋家。後來，宋哲元知道了此事，立即要把壽禮退回。別人勸他萬萬不可如此行事，這樣會傷兩國和氣，這是大事。宋哲元一氣之下，便將瓷花瓶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