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侵華盧溝橋畔槍聲響
平津古城血雨腥風膏藥旗
1937年初，廣田內閣倒台，新組閣的林銑十郎起用了“自由而開明”的佐藤尚武為外相。林銑十郎標榜要以新的姿態開始對南京政府及其華北當局、英美等國的外交活動實行新政策，出台了一係列表示“親善”“友好”的措施：
——日本政府派出了以兒玉謙次為團長的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商討兩國邦交調整和經濟提攜問題，頻頻與蔣介石、張群等要人會晤。
——下令其扶植起來的偽蒙古軍停止對綏遠、山西、南京及其他方麵的分離工作，並解散了幾支偽軍。
——宋哲元、張自忠應邀赴日參觀日軍陸海空聯合演習。
——日本一個大型歌舞團來到濟南，與山東省主席韓複榘及其他軍政要員舉行聯歡，日本駐濟南總領事西田耕一親自出席聯歡會。
……
在中國方麵，經過1936年11月的綏遠百靈廟之戰，以及12月的西安事變之後，全國所有政治勢力所達成的共識是，不能再對日方任何的侵略進行有損國格的退讓。百靈廟之戰，華軍重創了由日軍背後支持的偽蒙古軍隊，等於間接打了幕後的主子一記耳光，使得全中國的民氣、輿論及長時期在日本欺壓下所積蓄的怒氣因此而沸騰，抗日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在形式上終於停止內戰，所有的軍政派係都開始團結起來，準備共同合作以對抗日本，因此國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內”作為準備抗日的借口。蔣介石也很清楚，他隻有擺出不能退讓的抗日姿態，才能成為全國上下所擁護的“最高領袖”。
在遠東方麵，社會主義蘇聯日益強大，無論是從國家利益，還是意識形態分歧，蘇聯都不會容忍日本肆無忌憚的擴張。雙方從日俄戰爭的曆史積怨，到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勢不兩立，都是導致日蘇必然決戰的因素。日本與蘇聯是注定非要一戰不可的世仇。事實上，當時日本所有的國防與戰略政策，都是把防蘇當成日本國家安全規劃的重點，就連侵略中國的東北與內蒙，都是出於爭取防蘇之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的構想。蘇聯更是把消滅日本的軍閥與財閥的共同體，當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曆史任務。
而在日本方麵，對於是否要繼續侵略中國也有著極大的爭論，而且一時難以達成共識。日本一些政壇元老都對中國的曆史有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們主張對中國的壓力，一定要適可而止。這種意見在日本軍部中，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代表，形成了“不擴大派”，但是占少數。石原認為，日本的世仇大敵是蘇聯，而中國在西安事變之後，已真正停止了內戰，國家開始有了全麵進步，同時抗日的民族共識已經形成，日本實在不宜再刺激中國，而引爆中日的全麵戰爭，最後讓蘇聯坐享現成的利益。而當前，日本應該好好地利用所占領的東北與內蒙，開發資源，做對蘇作戰的準備。假如日本真的還不能“知足”，見好就收，一定要繼續擴大侵華，終會引起中國全麵的反抗。那麼中日之戰將成為一個無法脫身的戰略泥沼，會使得日本的國力耗竭，蘇聯剛好可以撿到個大便宜，而日本幾十年的防蘇努力，就等於白費了。但是，在軍部中，居多數的是主張再給中國致命一擊的“擴大派”，首腦為杉山元大將，特別獲得日本海外駐軍將、校的支持。“擴大派”認為，當時蘇聯紅軍受到斯大林全麵的整肅之後，在相當一段時間之內並無對日作戰的能力，而中國才剛剛開始團結建設，實力還沒有凝聚好，因此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先給中國強烈的一擊，完全控製中國的華北，然後再回過頭來，以更大的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來對付蘇聯。
正是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暫時減緩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速度，從而出現了一些對華“親善”“友好”的舉動。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局勢的發展和林銑十郎內閣的倒台，日本當局又逐步回到了擴大對中國侵略的軌道上。由於日本的經濟受到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民生不安，特別是中國人民對於日貨的抵製（中國是日本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日本政府束手無策。由此導致日本輿論傾向於再增加對中國的壓力，一方麵擴大對於華北資源的掠奪，一方麵強迫中國政府取締民間對於日本經貿的抵製。與此同時，中蘇關係發生了不利於日本的變化：1937年4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議，將提供國民政府5000萬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應中國所需的軍火；為進一步擴大中蘇關係，中國與蘇聯也在加緊談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於是，日本少壯派的軍官團體，開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明確地理清對華政策，必要時動用武力來取得中國的華北。軍人出身的首相林銑十郎，既無法解決經濟蕭條的問題，又不能協調軍方對中國政策的爭辯，被迫於1937年6月請辭，由近衛文麿出任首相。但近衛對於軍人的駕馭能力極低，從而使軍部的行動肆無忌憚而失去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