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海外征戰的曆史，是赤裸裸的侵略擴張史，瘋狂的軍國主義的表演史，葬送日本的敗亡史，也是充滿血與淚的亞洲人民的災難史。
曆史是無情的，它是掩蓋不住也篡改不了的。事實終究是事實，曆史終究是曆史，是非曲直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對待曆史的態度應當是正視和尊重曆史，並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而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的前提是正視和尊重曆史。
在對待曆史的態度方麵，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也是戰敗者的德國，給日本做出了榜樣：德國政府正視曆史，向受害國認罪進行賠償，還將那段曆史如實寫入教科書，用以教育下一代。70年代初，前西德總理勃蘭特還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謝罪，結果並未丟麵子，反而博得波蘭人民以及國際社會的廣泛讚揚。1995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時，德國領導人重申：要牢記曆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
日本政府則與德國政府相反，自戰後起至1993年8月結束自民黨一黨執政之前，曆屆政府對侵略罪行采取回避、推諉及曖昧態度。1993年8月新的聯合政權成立後，內閣首相細川護熙明確表示：日本對外戰爭是侵略戰爭，立即遭到右翼政要的攻擊，細川不得不在“施政演說”中將“侵略戰爭”改為“侵略行為”。1995年8月15日，聯合政權村山富市首相就日本戰敗50周年發表談話時，談到“我國在並不遙遠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道路，使國民陷入存亡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的講話也受到右翼政要的攻擊和批評。自此之後，日本曆屆政府再沒有對戰爭問題進行過旗幟鮮明的反省和道歉，即使反省和道歉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麵”，言不由衷。
就在本書撰寫之際，有兩件偶然巧合之事令我們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印象：一件是南京最後一個“慰安婦”“活證人”雷桂英老人病逝；一件是剛剛上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談到“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1993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就“慰安婦”問題調查結果發表談話，承認日本軍隊直接參與在朝鮮半島、中國等地設置“慰安所”，強迫亞洲國家的婦女充當“隨軍慰安婦”，並對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時聲稱，“沒有證據來證明當初提出的存在強迫行為是事實”，公開否認二戰期間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的曆史事實。故人已去，蓋棺而不能定論，豈不是曆史的悲哀？
日本政界要人的這種曆史觀，怎能使人相信那絕不再戰的“神聖諾言”？怎能使人相信那走和平發展之路的“堅強決心”？怎能使人相信那與亞洲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誠態度”？
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為了維護日本人民的福祉和長遠利益，日本政府應站在曆史和戰略的高度，正視和尊重曆史，深刻進行戰爭反省，誠摯地向戰爭受害國及人民道歉，言行一致而非口是心非地走和平發展之路。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日本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日本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決不能任憑日本右翼分子牽著政客的鼻子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