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台灣，但駐台日軍中以牧澤義夫、宮中牾郎為首的少壯派軍官不甘心投降，串聯台灣漢奸林熊祥、許丙等人，發動“台灣獨立自治運動”，企圖以台灣作為日本複興的基地。但這個計劃未能獲得日本駐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支持。安藤認為不能違抗天皇的旨意，再者台灣民眾能否跟著日本走也大成問題。“台灣獨立自治運動”因而胎死腹中。不過，仍有少數對台灣依依不舍的日本右翼分子賊心不死，秘密聯絡一批台灣“皇民”、漢奸，暗中成立“台獨”組織，從此開啟了“台獨”的源流。此後，日本和美國就成為台獨分子的主要活動基地。
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就台灣問題雖明確表態：日本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並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立場：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仍然或明裏或暗裏支持“台獨”，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加藤公然在日本國會公開宣稱：對中國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主張，日本隻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並不是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隻是中國的說法，而不是日本的說法。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政府官員首次公開發表這種惡毒的觀點。對於如此嚴重的事態，日本政府沒有任何澄清更正的表示。相反，訪問中國的日本領導人和日本駐華使館官員，都沒有像克林頓那樣對台灣問題宣示“三不支持”的立場，隻是對中國方麵“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張表示“理解和尊重”，而沒有表示“承認”；至於“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觀點，則壓根未曾提及。另外，日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可能包含這樣幾層意圖：在國際上強化日本的所謂“和平”形象，並在所謂的“人權”問題上得分；為台獨提供政治保護和安全屏障；一旦中國政府行使武力，日本將有理由“被迫”做出非常反應，責任不在日本而在中國。由此可見，曆來以認真細致著稱的日本人，對台灣問題的表態照例是經過字斟句酌、精心推敲的，這裏隱藏著危險的伏筆！
同年4月，日美簽署的《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在對日美安保體製進行重新界定時，公然將台灣包括在“周邊事態”內。重新界定的日美安保體製有兩方麵的變化：一是通過“周邊事態”的模糊概念將日美“防衛”範圍由遠東擴展至亞太地區；二是將主要的“防衛”對象由蘇聯轉變為中國。法國觀察家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人們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日美安保條約今後要對付的主要敵人將是中國。”1997年8月，日本政府重量級人物——內閣官房長官尾山靜六公開宣稱：日美防衛合作範圍理所當然包括台灣海峽。1998年5月，日本外務省北美局局長高野紀元又說：“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中所說的‘遠東’地區包括台灣，因此日本的‘周邊事態’也包括台灣在內。”這樣一來，日本政客就把“周邊事態”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逐漸清晰化了。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的口氣比前幾人更大。1999年初，此人連續兩次在記者招待會上聲稱：“周邊事態”範圍包括俄羅斯、朝鮮半島、中國及中國的台灣。時至今日，日本沒有一人正式代表日本政府出麵澄清“周邊事態”不包括台灣。
眾所周知，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對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的日台關係明確規定：在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原則立場的前提下，中國不反對日本人民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等非官方關係，即民間關係。但是，日方並未嚴格信守自己的承諾。日台斷交後，日本在台設立“交流協會”，台灣在日本設立“亞東關係協會”，作為雙方的聯係機構。但日台關係表麵上的“民間化”掩蓋不了實質上的“官方化”。
為了從政治上拉住台灣，日台斷交的第二年，日本親台議員就組成了“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後來又成立了“日華友好議員聯盟”、“日華親善議員聯盟”和“蔣介石遺德顯彰會”等組織，同台灣展開政黨外交。每年“雙十節”，這些團體都組團赴台搞所謂“友好親善”活動。“蔣介石遺德顯彰會”竟然把“中華民國國旗”與日本國旗並列懸掛。日台雙方官員互訪不僅日益頻繁，而且級別越來越高。1992年5月，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居然邀請李登輝訪日，後來因忌憚中國的立場而未能實現。對此，日本右翼勢力的一位領袖人物頗不服氣地表示：“李登輝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前來日本訪問，在現階段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以私人訪問方式，前來參加京大校友會，並非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不僅表明了邀請李登輝訪日的意向，而且隱伏著惡意的潛台詞：雖然“現階段”以“國家領導人身份”訪日是不可能的，但將來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