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天聰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極在內外諸貝勒，滿漢蒙大臣們的反複勸說下，決定改元稱帝，建立自己的龍廷，改國號為“大清”，族稱為“滿洲”，建元“崇德”。
清晨，紅日東升，朝霞萬朵，二十四旗的各色旌旗獵獵飄揚，八旗兵丁的兵刃盔甲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天壇東西兩側排列著滿洲諸王公貝勒、六部大臣、蒙古八固山額真、漢官降將等文武百官以及外蒙十六部二十九貝勒和兩名朝鮮使臣。
在兩名滿漢引導官的引領下，身穿龍袍的皇太極緩步拾級而上，麵向西北，跪誦祝文，鏗鏘頓挫的誦祝聲在天壇上空、在東北大地上久久回響，向南飄去。
翌日，皇太極在大政殿升坐金交椅，行“受尊號禮”，文武百官在讚禮官的讚禮下，叩拜大清國第一帝——“寬溫仁聖皇帝”皇太極。看著殿下三叩九拜的群臣們，聽著響徹雲宇的萬歲呼聲，他由衷地笑了。他終於登上了龍座，登上了屬於自己的龍庭，雖然還很小，但他相信有朝一日一定會蒞臨天下的。博爾濟吉特氏也笑了，10年的文治武功、血淚情仇，終使大金走向大清，邁出輝煌的一步，但這又是怎樣一個艱辛的曆程呀！
皇太極自己曾說過：“治國要像建屋一樣，不能苟且成功。隻有築地堅同，疊石為基，才可久遠。”而剛即位時，後金這間大廈的基石已嚴重傾斜了，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惜一切手段，將基石扶正。
經濟是基礎，是建立鞏固政權的基礎，是進取天下的基礎。努爾哈赤晚年的倒行逆施與野蠻政策，使經濟遭到了嚴重的摧殘，以至於在皇太極即位前甚至出現了“國中大饑，鬥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的現象。皇太極即位後，立即著手調整經濟政策、糾偏父汗的失錯。
首先麵對的便是父汗的“編莊製度”。編莊，是將廣大的漢族人民分割於眾多細小的單位之中。“一莊男子十三人、牛七頭、田百日（坰）。”將他們置於八旗各級官員的直接監視之下，予以嚴密控製，實行農奴製經營。對於皇太極來說，他既要改變這種野蠻落後的經營方式，又不得不照顧滿洲貴族的既得利益，因為兩個都同樣是他施政的基礎。於是，一方麵他保有了原有編莊，另一方麵則規定今後永遠不許再立莊田，並將原來每莊13丁改為每莊8丁、餘丁編為民戶，同時還進行擴丁，將貴族隱匿的男丁也編為民戶，實行封建式經營，既保護了先進的生產力，又大大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
其次實行滿漢分屯別居。對恢複民人身份的漢人和歸降的明朝官兵百姓，不編八旗，按其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獨立屯住”。這一舉措大大解放了生產力，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加速了整個後金社會封建化的進程。
直到今天，我們還在強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那麼，在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之中，農業經濟獨特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農業是代表著封建社會中政治經濟好壞與否的一切，皇太極是深明此理的。於是，他解除了不許農民遷徙的禁令、允許農民遷到適宜耕種的土地上去；他鼓勵農民飼養耕牛牲畜，下令禁止屠宰耕牛，大忙時節官給牛種；他工築、征戰，均不以違農時為前提。
據說一年春耕時分，皇太極信步出城，見花紅柳綠、鴻雁回歸，不禁遊興大發，踏青郊野。忽然，卻見田間的土地尚未開墾，而成隊的民夫卻被拉去築城了。他的臉色陰沉下來，一言不發，立刻打馬回宮，召集諸貝勒大臣訓斥道：
築城固為正務，但致誤耕作，田地荒蕪。民食何賴？日後再有濫用民力，致妨農務者，定將問罪嚴辦。
在將農業視為“立國之本”的同時，他還重視家庭手工業、畜牧、采集、狩獵、貿易等各方麵的發展。一係列措施的實施，不僅糾偏了失誤，還加速了後金整個社會封建化的進程，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數年之後，皇太極欣慰地說：“朕嗣位以來，勵精圖治，國勢曰昌，地廣食足……文繡錦綺，今皆有之。”
“製令統於所尊”這是封建專製製度發展的必然，也是皇太極所向往的為君之製。而努爾哈赤所確立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製度以及皇太極為登上汗位所付出的與三大貝勒共坐理事的代價，使事權分散，無論什麼，都需征得八大貝勒，至少是與之共坐的三大貝勒的一致同意。雖然皇太極奪得了汗位，但此時的“汗”已無昔日父汗時的威風，隻不過是一個身份稍為尊貴的“大貝勒”罷了。後金要發展，要真正完成向封建製的過渡，在政治上就必須將權力高度集中到汗，也就是皇太極的手中。
天聰二年（1628），發生了後金有史以來第一次旗主貝勒被廢事件：廢黜鑲白旗旗主阿濟格，引起了朝野上下極大的震動。據《滿文老檔》記載，阿濟格被廢，是由於他的弟弟多鐸要娶阿布泰之女為妻，阿濟格未同皇太極及諸貝勒商議，擅自派人做媒，並親自往視其女。阿布泰是大妃阿巴亥的弟弟、也就是多爾袞三兄弟的親舅舅，並娶了努爾哈赤的女兒成為國舅兼額駙，天命年間其權勢炙手可熱，充任八旗最高長官——總兵官兼第一督堂。皇太極即位後，阿巴亥生殉，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他被貶為了小小遊擊，於是頗有怨言。皇太極又以他“讒惡”下諭：
諸貝勒勿與結親，諸貝勒勿娶阿布泰之女，諸貝勒勿嫁阿布泰之子。
而阿濟格卻竟然違禁，欲兩家結成秦晉之好，因為阿濟格與多鐸雖擁有兩白旗（皇太極即位後，用兩白旗從阿濟格兄弟手中換回了父汗的兩黃旗自轄），但卻年輕資淺缺乏經驗，倘若有一能征善戰老謀深算的可靠同盟者為其出謀劃策，不僅有利於保護自身，還可能有更大的發展，所以他想同自己的親舅舅結成穩固的聯盟。可見，這也是一場政治婚姻。
皇太極竭力反對這門親事，以至不惜違背“自誓”的原因隻有一個：就是防患於未然，堅決將威脅汗位的力量扼殺在搖籃之中。阿濟格被廢後，為籠絡人心，皇太極並未將鑲白旗收歸已有，而是將其賜給了阿濟格的弟弟多爾袞，算是對自己違背“自誓”的彌補。其實，廢黜阿濟格也是皇太極向諸位貝勒所作出的試探，也是他一步步掃除異己的開始。
不久，他又擴大各旗總管大臣的權力，“凡議國政，與諸王貝勒同坐共議”；又於每旗各設佐管旗務大臣兩員、調遣大臣兩員、分掌旗務；以煩勞三大貝勒諸兄每月輪流執政多有不便為名，改令子侄輩的小貝勒代替之。同中國曆代帝王“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手段如出一轍，皇太極在一步步擴充著自己的勢力，最終將矛頭對準了三大貝勒。因為一個人坐著總比四個人共坐更舒坦，更令人放心；累了，還可以躺下休息一會兒，而四人共坐，卻是萬萬不能的，甚至，連躺下的機會都沒有。
天聰四年（1630），皇太極派阿敏率兵去永平等新占四城駐防。正值明軍大舉反攻，包圍了灤州城，由於阿敏救援不力，後金軍血戰數日，力竭城破。而阿敏聞知後，驚慌失措，末見一兵一卒，未發一箭一矢便下令撤軍，致使皇太極苦心經營的關內四城盡失，一切計劃均成泡影。不但如此，撤軍前，他還無視皇太極“毋侵害歸順之民”的訓諭，大肆屠城，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後果，以至在第二年的大淩河之戰中，明軍仍以此為鑒，拒不投降。
盡管阿敏也有他的苦衷，明軍20萬大軍，而他卻隻有不到2萬人，“以一當十”那是小說中誇張的說法，沒有哪一個統帥會在實力相差如此懸殊的情況下貿然進攻的。退兵，對阿敏來說也不為過。還有人說，這是皇太極故意安排的，因為此時在與明朝的鬥爭中，他采取了“講和與自固”的方針，早有放棄四城穩固內部之意，所以隻讓阿敏帶6000人去換防，戰則必敗，不戰則隻能退。於是，不論敗還是退，不論戰還是不戰，結果都是一樣的，罪狀早已在無形中擬定了。無論這種說法正確與否，總之，對於皇太極來說，這是一次機會，一次天賜的機會。
阿敏一回到沈陽，便以十六大罪狀被抓，眾貝勒議之以“死罪”，而皇太極卻又突然“大發善心”，從寬免死，革去各職、稱號，終身囚禁，既除去了一大勁敵，又留下了“寬仁”的美德。在十六條罪狀中，卻有十一條是阿敏平素淩駕皇太極之上，覬覦汗位的僭越行為。可見，這是早有準備的，阿敏的敗戰隻不過為此創造了機會。
不久之後，皇太極又抓住了另一次機會。
天聰五年（1631），在大淩河一役中，皇太極與莽古爾泰發生了爭執。一個指責“凡有差遣，每至違誤”。一個埋怨“凡有差遣，每倍於人”。莽古爾泰一時性起，忿忿地說道：“你憑什麼總是和我過不去。我不過看你是皇上，一切順著你，你還不知足，非要殺了我才算完嗎？”並手按佩刀，怒視皇太極。皇太極的臉已氣得鐵青，兩隻拳頭緊緊地攥在了一起。莽古爾泰同母弟德格類見勢不妙，忙上前對莽古爾泰嗬斥道：“放肆！你這不是大逆不道嗎！”
“嘩！”已失去理智的莽古爾泰豁然拔刀五寸。
眾人大驚，德格類一把將其推倒，代善慌忙怒斥道：“混賬！如此悖亂，還不如死。”
等莽古爾泰明白時，卻已晚了，皇太極早已一言不發地打馬回營了，此時正在對諸貝勒陳述莽古爾泰忘恩負義、手刃親母的舊賬，痛斥他的欺君之罪，怒責諸貝勒侍衛的護駕不利。其實，阿敏被囚，就使莽古爾泰有了唇亡齒寒之感，他已意識到了皇太極的居心，忍無可忍終將其公開化，卻在不知不覺中又為皇太極創造了一個機會。
班師後，諸貝勒議定莽古爾泰之罪，革其大貝勒爵，降居諸貝勒之列，奪5牛錄，罰銀萬兩。年底議定朝賀班次，又將其踢出了共坐之列，又一個大貝勒被鏟除了。
此時的代善，似乎已明白了皇太極的企圖，唇亡齒寒，孤掌難鳴，三大貝勒現在隻剩下自己一個，他再也無法坐得住了。老奸巨猾的他最大的長處就在於頗有自知之明，很會審時度勢，自保其身，這也是何以在每次的政治鬥爭中他都得以保全，使子孫後世永享康富的原因。於是，他主動上奏要求撒座：
我等既擁戴皇上為君。又和皇上並坐，深感不安。而且又怕別國不知情者說我們如此太不和禮製。從今往後，由皇上一人麵南獨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兩側，夕卜國蒙古諸貝勒坐在我倆之下，才為妥巾占。
於是，第三個機會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降臨了，四大貝勒並坐，共治國政，終於變成了汗位至上，南麵獨尊。
經濟政治的變化，使後金政權的體製就如兒時的服裝一樣，已不適應那已長大的身材。於是，皇太極在確立封建君主專製的同時，從“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認識，發展到打破後金單一的滿族貴族政權體製，建立以滿族貴族為核心，滿蒙漢地主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權體製。這一轉變為滿族貴族入主中原從體製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實施中也從各個方麵促進了後金封建化進程，加速了其封建體製的最終完成。“優禮漢官”便成為這一轉變中最重要的內容。
天聰三年（1629），後金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將200多名漢族儒生從奴隸提升為編民，並按等次給予獎勵；天聰八年（1634）又一次專門考選漢族生員、錄取200餘人，選拔為官。兩朝名臣寧完我便是在首次科考中，從薩哈廉的家奴中提拔出來的。
重用範文程，更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範文程雖在努爾哈赤時就受到禮遇，但被重用卻是在皇太極時期，皇太極將其調入文館之中，參與軍機大政，每有議奏，則問：“範章京知否？”凡範章京首肯或起擬的奏議，不閱即準。一次，皇太極以“殊方珍味”宴請範文程，範文程想到自己的父親尚未曾吃過，遲遲不肯下箸，皇太極得知後，立刻吩咐撤下整席珍味，快馬送至範章京家，賜給他的父親。範文程也竭忠相報、成為清初第一名臣，功比蕭何、劉基。
對於明朝來降官員，不僅重用，而且重養，經常與降官共進飲食、親自把盞。皇太極不僅在物質上使降官得到滿足，而且在精神上使他們感到榮寵。以至於當時人曾歎道：“昔太祖時誅戮漢人、撫養滿洲，而現在漢人有為王的，也有做昂邦章京的。至於宗室子弟，有為官的，也有淪落為民的，時世顛倒到此地步了。”
滿洲的官員們有廝殺疆場之能，卻無治國安邦之術，甚至在議國事時，竟“誇詡鷹犬良馬，旁及戲言”。無人知“守地治民”、“治國安邦”。皇太極的安撫漢民，廣羅漢族人才，正解決了國家機構急遽膨脹，缺乏大量統治人才的嚴重問題，而且還在後金政權機關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漢族官僚集團，完成了體製的轉變。
體製的健全與完備，要求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國家機構。努爾哈赤時，汗之下隻有5個議政大臣，10個紮爾固齊（理事官）和八旗，尚處於草創之初。皇太極即位後，逐漸開始完善國家機構，健全行政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