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演達在國外的兩年裏，先後對歐洲和亞洲的十幾個國家進行考察研究，為複興中國革命奔走呼號。1930年春，鄧演達從歐洲回到上海。8月在上海召開有14個省區的代表參加的中華革命黨全國幹部會議，由鄧演達主持，到會的代表包括黃琪翔、章伯鈞、季方、朱蘊山等20多人。會議通過了鄧演達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原則通過了《組織工作大綱》、《宣傳大綱》、《各地民運工作綱要》、《軍事運動方針》等重要文件，並將該黨的名稱定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正式選舉了中央臨時機構——中央幹部會，鄧演達被選為總幹事，鄭太樸任組織委員會主任，章伯鈞任宣傳委員會主任，黃琪翔和季方分任軍事委員會正副主任，李世璋任青年委員會主任。中央幹部會成立以後，隨即成立了中央、上海、北平、香港4個直屬的區幹部會，然後安排人員到各省市去建地方幹部會；並出版《革命行動》（半月刊），作為中央機關刊，由鄧演達親任主編；出版《革命行動日報》，由李世璋主編。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自認為是區別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新政黨。其政治鬥爭的矛頭，主要指向蔣介石獨裁專製的反動統治，同時，對中國共產黨也主張抗爭；其基本立場，是企圖在國共兩黨之外，結成第三種勢力，經過第三條道路去實現革命，因而又被稱之為第三黨。他們的基本政治主張是：
第一，關於中國社會的性質。第三黨認為，中國社會經濟，“實在還是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中”，“中國的政治組織是封建官僚主義”，“血緣關係是支配社會生活的中心”，“士大夫的‘禮教’、‘名份’的意識支配著社會的大部”，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著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的”、“半獨立的”、“封建勢力支配”的社會。
第二，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和前途。第三黨認為，惟有“具有民族、民權、民主三種革命性”，“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的“平民革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為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實現三民主義”。其具體內容為：①“喚醒廣大民眾、組織平民群眾，無畏的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並“聯合以平等待我的革命勢力及民族”，“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②依靠平民群眾，舉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反動政權和“一切反動的統治勢力”，“奪取政權”，建立以“工農為重心的”平民政權，使政權和人民利益相結合。③平民政權利用國家的力量“發展生產、統製生產，使生產組織化及社會化”。具體方案是：從“耕者有其田”過渡到“土地國有”；從“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中國革命的動力是以工農為主體的“平民群眾”，即“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雇農及設計生產、管理生產與擔任運輸分配等等及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革命的前途，現時是“由大多數的平民群眾自己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統治、建立平民政權，進行經濟的解放”；將來的前途是“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各種原因，在中國不需要經過純資產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不必重演，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
第三，關於平民革命的道路和平民政權的建立。第三黨在開始一段時間裏主張以和平方式奪取政權，設想聯合人民群眾、各種職業團體自動召開國民會議，接收全國政權；以省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接收各級地方政權。在鬥爭實踐中，第三黨逐漸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放棄了不切實際的和平接收政權的道路。但是，他們把建立“平民革命軍”，武裝奪取政權的準備工作重點放在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上麵。這實際上是采取軍事投機和冒險的方法。他們設想組織平民革命軍消滅反革命武裝，組成“革命委員會以臨時接收部分政權”。然後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處理政事，組織各級人民會議（或國民會議）接收各級政權。平民政權機構的成員，來自各職業和準職業團體的代表和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和工人，並規定農工等直接生產者的代表占60％，職業和準職業團體代表占40％。平民政權建立後應立即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及舊的法規製度，實行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規定的新稅率及製度，將政權置於它的領導之下。平民政權對外執行獨立自主平等的外交政策，對內堅決推翻南京反動政府，將金融機關和獨占性的大企業國有化，允許中小私人企業發展，實行耕者有其田，義務教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