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黨儼然以與國民黨、共產黨鼎足而立自居，說“國共兩黨不足領導革命”，青年黨為“領導救國的唯一革命黨”。它站於在野的立場上批評國民黨“剿共”無方，反共不力，分析國民黨“剿共”失敗的原因，貢獻“有效的辦法”。1932年9月10日，青年黨領導人之一陳啟天在《鏟共半月刊》上發表文章，為國民黨提供7條所謂“確實有效剿匪辦法”，其中首要一條便是結束黨治，開放政權，“政治上徹底革新，以免造成助匪的機會”。原來青年黨反對“黨治”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擴大吸收青年黨參加的反共戰線，是為了避免和阻止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激起的革命。
中國青年黨的領導人曾琦等曾在“九·一八”事變後提出“與國民黨休戰”的口號。1933年5月，國民黨當局同日本侵略者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1934年春，青年黨領導人之一左舜生發表文章，替國民黨的妥協外交辯解，受到蔣介石集團的青睞。青年黨的另一領導人李璜和曾琦這時也分別在四川、湖南為國民黨地方軍閥進攻紅軍出主意、做宣傳。由於青年黨為國民黨反共效力，國民黨蔣介石已不再感到它的威脅。1934年，青年黨同國民黨便完全同流合汙，化敵為友，結成“反共聯合戰線”，其反對“黨治”的活動也就收場了。
雖然中國青年黨在反共這一點上與國民黨是一致的，但他們主張的“民治”與國民黨的“黨治”是矛盾的，具有民主的色彩。他們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抨擊和誤國外交的批評，表達了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的不滿情緒，客觀上起了揭露和削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製統治的作用。
梁漱溟的“鄉村自治”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後，30年代前期，圍繞著農村和農民問題，除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之外，還有一些人和團體，出於不同目的，采取不同形式開辦一些農村學校、合作社、試驗區、服務處等等。到1932年，大致分布在8個省有44處之多。這些以農村為主要活動場所，以農民主要工作對象的團體和個人，多著眼於農村局部改良之設施，或從事技術改良之實驗。其中，梁漱溟拒棄走國家主義和歐美民主政路，標新立異，獨樹一幟，倡導“鄉村自治”，發起了帶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色彩的“鄉村建設”運動，規模和影響比較大。
作為中國近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並非梁漱溟所首創。在此之前和與其同時，有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會”在河北定縣進行的平民教育的實驗；在南京有陶行知曉莊師範的創辦；在河南有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農村改進工作；在山西省閻錫山搞的“村政建設”，等等。晏陽初是從事“鄉村建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從1926年開始，他以河北定縣為實驗區進行鄉村改良和平民教育的試驗工作。1930年他把平民教育活動從識字教育轉到鄉村建設。1932年，國民政府任晏為“河北縣政建設研究院”院長，把定縣改為“縣政建設實驗區”；晏陽初的實驗，實際上已被納入以加強國民黨基層政權為目標的實驗了。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和縣政建設的理論依據是，他認為“愚、貧、弱、私”4種現象，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造成這些問題和國家衰頹的根本原因，是全國幾億人民“目不識丁”。他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要通過平民教育使“人人都富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團結力”，以根除“愚、貧、弱、私”，完成“鄉村改造，民族複興”大計。他在定縣運用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實施文藝教育以救愚、生計教育以救貧、衛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從而進行文化建設、經濟建設、衛生建設和政權建設。但是，實驗的結果表明，晏陽初要“民族複興”的願望沒有實現。
與晏陽初的實驗不同，梁漱溟的“鄉村自治”具有更獨特的理論和濃厚的政治色彩。梁漱溟“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教授哲學，曾站在“孔學”的立場上，疑心外來的新文化能否救中國，寫了宣傳文化調和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於1922年和胡適等一起提倡“好人政府”，並萌芽了“鄉治”思想。1924年國共合作，他又表示“懷疑”，閉門靜觀3年，確定了“鄉治”思想。他“省思”的結果，否定了“共產黨”和“一切西洋的把戲”，“相信了我們自有立國之道”，即是“鄉治”。他認為“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在中國都行不通，而“鄉治”是中國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