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反對任何暴力和暴力革命，認為中國革命沒有了對象。他說，以帝國主義為對象是錯誤的，因為國際的侵略壓迫不能怪人家，是自己不能應付環境，自身陷於分裂不能一致對外造成的；封建軍閥也不是革命對象，因為它是辛亥革命以後出現的，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社會舊秩序早隨滿洲皇帝倒台已不存在了，軍閥是革命的產物；至於現在許多人咒罵剝削，其實中國離剝削尚遠，沒有秩序那能談到剝削。中國此刻要緊的是培養新東西，新東西長成，舊的自然脫掉。
他幻想通過“鄉治”，和平地解決軍閥製度問題。對於國民黨政權，他的對策是利用它。事實上，鄉村建設運動所需經費及其權利一直依賴於國民政府。梁漱溟後來總結鄉建運動經驗教訓時也承認，“政府應分而不分”，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這是一個矛盾。
同時，梁漱溟倡導鄉村建設運動，也是要代替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運動。他說，現代工業在“中國又有幾何”，無產階級在中國社會中的比例“微乎其微”，共產黨自稱料會基礎是無產階級，而靠無產階級革命“靠不來”；中國農民“保守性格外深重”，要發動農民革命“簡直是碰壁不通”。一切勞苦群眾都不想革命，“隻有失業流落、荒唐嗜賭，或少數例外的人，才去革命”。“農民地位需要增進，而不是翻身”。“要想消除和代替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必須有另一種農民運動來替代才可以。我們的鄉村組織除了一麵從事地方保衛上抵禦共產黨外，還有一麵就是我們這種運動實為中國農民運動的正軌，可以替代共產黨。”這表明了梁的反共傾向。
鄉村建設運動標榜要為農民解除苦難，但是並沒有群眾基礎，“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梁漱溟說：“本來最理想的鄉村運動，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們呐喊。退一步說，也應當是他想動，而我們領著他動，現在完全不是這樣。現在是我們動，他們不動；他們不惟不動，甚至因為我們動，反來和我們鬧得很不合適，幾乎讓我們作不下去。”他承認：“此時見我們未能代表鄉村的要求，我們自以為我們的工作和鄉村有好處，然而鄉村並不歡迎。”
梁漱溟的“鄉治”，要改良破敗的中國社會，主張建立人與人相互尊重的平等關係，財富與權力“分操於人人”，提倡“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開展農業常識和識字教育，不失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鄒平失陷，曆時7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基本上停止了。梁漱溟本人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之中。
宋慶齡、蔡元培及中國民權保障
同盟的民主活動宋慶齡早在青年時代就追隨孫中山，致力於民主革命事業。在大革命時期，她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產黨合作，對國民黨右派進行了鬥爭。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以後，國民黨發生分化，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等左派堅信孫中山革命主張，繼續堅持革命鬥爭，形成了國民黨民主派。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宋慶齡和國民黨許多左派人士及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等，聯合發表討蔣通電。在武漢汪精衛政府公開叛變革命的前一天，宋慶齡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嚴厲譴責蔣、汪之輩的反動行為，“使革命政黨喪失了革命性，變為雖然扯起革命旗幟而實際上卻是擁護舊社會製度的機關”。她宣布退出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同孫中山的叛徒公開決裂，並滿懷信心地說：“革命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我對於革命並沒有灰心，使我失望的，隻是有些領導革命的人已經走上了歧途。”
1927年8月1日，宋慶齡領銜和毛澤東、鄧演達、譚平山等22人，發表國民黨《中央委員宣言》，嚴正斥責蔣介石、汪精衛的叛變行為。同一天，中國共產黨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宋慶齡表示支持。她雖未在南昌，仍被革命委員會推選為委員會主席團的成員。8月下旬，宋慶齡與鄧演達、陳友仁一同出國，前往蘇聯。臨行前，她在上海發表《赴莫斯科前的聲明》，重申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義正詞嚴地譴責國民黨右派違背三大政策，殺害革命者，已經和舊軍閥“不相上下”了。她表示“要親自到莫斯科去說明這一點”。到達蘇聯後，她不僅實地考察了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而且密切關注中國政治的演變，繼續痛斥蔣介石等背叛三大政策的行徑。1927年12月，蔣介石悍然決定國民政府同蘇俄政府斷交，為此電告正在莫斯科的宋慶齡，並誣稱她在莫斯科停留是受人脅迫的結果。宋慶齡接電後兩次回電嚴斥蔣的讕言，聲明“我留在蘇聯是自願的”。1929年5月，宋慶齡回國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國葬儀式。她事前發表聲明：“在國民黨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則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參加該黨的任何工作。”再次表明了她一貫的民主立場。儀式結束後，她又擺脫了蔣介石集團的欺騙與束縛，赴歐洲旅遊和從事國際反帝、保衛和平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