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政府與蘇維埃中央政府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對有關問題做了具體規定。此後，他們給蘇區運去了大量的食鹽、布匹、藥品、軍械等緊缺物資，紅軍則用糧食與之交換。這種貿易實際上解除了南京當局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其赦免的政治犯中包括一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陳銘樞、黃琪翔、李章達等認為，國民黨已經成為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工具，而汪精衛的改組派、胡漢民的新國民黨與蔣介石的獨裁黨名異實同，毫無可取之處。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際，他們決議另組新黨，名稱叫“生產人民黨”，簡稱“生產黨”。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通電宣布脫離國民黨，加入生產黨。黃琪翔則宣布解散第三黨，聲明第三黨的政綱與中華共和國的基本政策相同，無獨立組黨的必要，故一致加入生產黨，以與其他政治主張相同的革命勢力，共同肩負中國革命的使命。生產人民黨是陳銘樞長期醞釀而成的，由他任黨的總書記。
陳銘樞等事前過高地估計了自己方麵的力量和錯誤地分析了形勢，原以為反蔣大旗一舉，各方反蔣勢力必然會聯合起來予以響應。然而事與願違，這種形勢並未出現，反而招來了更多的罵聲和七嘴八舌的議論。南京方麵自不必說，連原有聯防盟約的兩廣，因斷定閩方必敗，對之亦不諒解。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於1933年11月22日聯合發出通電，反對閩變。電文中雲：
兄等號日在閩垣開會，頒布政綱，公然以推翻黨治，組織農工政府相號召。初以兄過去在黨之曆史，當不致倒行逆施如此。顧報章轉載，鑿鑿可指，此訊果確，是不特授叛黨賣國者以口實，且命名兄等抗日救國之曆史蕩然無存……深翼兄等本曆來護黨救國之精神，幡然改圖，多方勸導，以免盡入歧途……
這封電報是很有代表性的，表明兩廣雖然反蔣，但不接受福建人民政府的一些政治主張，其他反蔣派別也是如此，因而沒有幾處發電聲援的。從策略上考慮，福建人民政府的領導人提出一些過激的口號，采取了一些過激的行動，如取下孫中山遺像、取消總理遺囑等做法，普通老百姓和士兵也難以接受。原來許多政見相同者亦因閩方取消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旗而反顏相譏。所以，福建人民政府一成立，在政治上就很被動孤立。
蔣介石在事變前就采取過一係列拉攏威脅、利誘分化的手段以防止事變的出現，及至事變發生，他和汪精衛一唱一和，謹慎應付。他們首先采取政治攻勢，觀望事態發展。蔣介石發表《告19路軍書》，把陳銘樞、李濟深等與19路軍分別開來，號召“大義滅親”、“救國自救”；又向國民黨軍隊發出《告將士長官電》，通報閩變經過，穩定軍心。經過兩天觀察，見他省未起而響應，便采取強硬態度，經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永遠開除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黨籍，由行政院、軍委會發出通緝令拿辦。蔣介石又玩弄慣用伎倆，派人遊說，並用巨款收買兩廣軍閥，分化閩粵桂聯盟；以金錢、官職收買在福建的原地方雜牌部隊，從內部發動“討賊”；更嚴重的是通過各種關係收買了19路軍高級將領毛維壽、張尖、黃強等，派遣特務潛入該軍內部收集情報，分化瓦解部隊。還派出飛機轟炸，以動搖人心。
經過一係列的準備，南京政府便調遣15萬人的大軍開始對福建人民政府進行“討伐”。蔣介石自任“討逆軍”總司令，以蔣鼎文為總指揮的第1路軍由贛東入閩北，以張治中為總指揮的第4路軍由浙江入閩北，以衛立煌為總指揮的第5路軍由贛東入閩西，以湯恩伯部為後續部隊，並動員海、空軍參戰，甚至請求占領台灣的日本侵略者出兵進入馬江，占領了廈門，還有一些帝國主義的軍艦也在沿海活動威脅。
麵對南京政府的重兵壓境，福建人民政府的領導者在作戰方針上意見分歧，最後采取了放棄閩北堅守福州的方案，處於被動態勢。在政治上他們又很軟弱，不敢發動和武裝工農群眾，沒有做任何具體的實際工作。隻有5萬人的19路軍內部又不穩定，有些高級將領通敵投降。在此危機時刻，福建人民政府曾請求紅軍東移策應，但中共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卻認為他們是“狗咬狗”的爭鬥，未能出兵援助，放棄了破敵的大好機會。1934年1月上旬，蔣、蔡兩軍激戰於延平、水口、古田一帶，隨即19路軍開始撤退。12日，李濟深、陳銘樞等匆匆解散政府工作人員，主要負責人先後逃離福州。16日，福州被南京軍隊占領，福建事變遂告失敗。19路軍餘部被廣東陳濟棠接收編散，徐名鴻被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