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是在中共中央彌合毛澤東、朱德的分歧之後召開的。朱、毛矛盾與分歧又表現在何處？澤東為什麼旗幟鮮明地提出“黨指揮槍”的原則，它對中共後來黨、軍關係的發展有何巨大影響？
1929年。20年代最後一個冬天悄悄地來臨了。
凜冽的朔風在蘇家坡的山坳裏呼呼地盤旋，把吊鍾岩上火焰般燃燒的紅楓葉刮下來，卷到淚淚流淌的小溪裏，飄走了。
又是一個寒冷的冬天！而今，朱德他們在哪裏？部隊可有棉衣過冬麼？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也有4個月了吧，幾時才能回來？……在樹槐堂樓上，毛澤東一邊吸煙，一邊來回踱步沉思。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離開前委已經4個多月了。還是在盛夏的7月，毛澤東染上了惡性瘧疾，由鄧子恢派人護送，輾轉到上杭的蛟洋、蘇家坡、大洋壩，永定的虎崗、岐嶺、湖雷、堂堡、合溪，一邊養病，一邊指導地方黨的工作。
閩西山區缺醫少藥，毛澤東又不能暴露身份公開就醫。一天發作數次的惡性瘧疾，把毛澤東折磨得死去活來！幾度病危，以致後來在莫斯科誤傳他“病逝”的消息，共產國際總部竟在英文版的《國際新聞通訊》上發表一則訃告：
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誌，因長期患肺結核，病情不斷惡化，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當然，毫無疑問，敵人會因此而感到高興……
毛澤東沒有死！閩西特委派出地下交通員曆盡艱險去上海買來特效藥奎寧丸，又在永定石坑請了當地名醫吳修山精心調治，終於把毛澤東從死神手裏奪了回來！此時，大病初愈的毛澤東思念起遠方的紅四軍和久別的戰友，也想起了半年多來他們之間無休止的爭論……
突然，鄧子恢拿著一封信，闖上樓來，高聲嚷道：“陳毅同誌回來了！”毛澤東“啊！”了一聲，連忙接過信，撕開口子，抽出信紙，平展在掌上：“……我從中央回來，於22日到軍部。我倆之間的爭論已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
信雖隻有幾句，但毛澤東深知其分量。
“陳毅啊陳毅！你們七次大會的那個做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那是紅四軍主力自下了井岡山以後，在贛南、閩西艱苦轉戰，創建革命根據地，得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毛澤東、朱德等都試圖從理論和實踐上總結如何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的經驗，但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因此，經常展開探討和爭論。
半年多前，紅四軍於4月3日收到中央“二月來信”。信中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計過於悲觀，要求紅四軍分成小部隊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朱、毛兩人應毅然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二月來信”在部隊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5月初，剛從蘇聯學習歸來的劉安恭，來到寧都，參加紅四軍工作，不久，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四軍政治部主任。他主持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指責毛澤東搞“家長製”、“書記專政”、“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而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則寫信給毛澤東，指責朱德搞“封建關係”，並散布對革命前途的悲觀言論。
劉安恭、林彪的言行，在紅四軍幹部和戰士中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甚至出現派別現象。
6月下旬，攻克龍岩，大局甫定。前委便決定召開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解決思想分歧、團結渙散的問題。由於陳毅是各方麵都能接受的人物，又是在毛澤東寫信申明“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之後代理前委書記之職的，所以“七大”便由陳毅來籌備和主持。毛澤東期望“七大”的召開，能作出一個好的決議，把他所主張的建黨建軍思想貫徹到部隊當中去。然而，紅四軍“七大”，在龍岩城公民小學裏隻匆匆地開了一天。陳毅在大會上做了報告之後，對朱德和毛澤東兩位軍政領導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朱德是忠厚的長者，聽了沒有講話。
毛澤東則在重申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之後說：“至於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
會議最後改選前委。因為會議準備倉促和隻開一天會，關於紅軍的領導、建立根據地、軍隊民主製度、反對軍閥作風等一些主要問題，未能分清是非，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能被多數同誌所認識和接受，未能統一思想認識。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