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在黨內向以敢作敢為著稱，他和黨的總書記向忠發是什麼關係？李立三公開叫板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處（遠東局），是否是其下台的主要原因？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雖然結束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領導地位，為何反而越糾越“左”？最後導致更加“左”傾的“王明路線”統治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以至於全黨。
1930年6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領導下，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黨史上稱為“立三路線”。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立三路線”作了全麵的結論。本文僅就“立三路線”發生的原因、“立三路線”的主要錯誤和危害，以及怎樣評價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曆史作用等幾個主要問題，作一些具體分析。
“立三路線”發生的原因
“立三路線”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當時一定曆史條件的產物。
1928年六大以後到1930年初，周恩來等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和工作，有了相當的恢複，工人運動也開始出現複興的景象。在農村，毛澤東等人探索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實踐，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一些革命根據地先後建立起來，紅軍發展到六萬人，逐漸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已經渡過了北伐戰爭失敗後最困難的時期，實現了向土地革命戰爭的轉變。
1930年春天，在國民黨各派新軍閥不斷混戰的基礎上，爆發了規模空前的蔣馮閻大戰。出現了有利於革命發展的新形勢。
為什麼在這樣有利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沒有繼續堅持六大路線。進一步發展革命力量，反而犯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呢？從主觀上說，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麵的原因。
第一，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
在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共產國際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這就是1928年2月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和1928年7月至9月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這前個會議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正確地指出：“目前中國革命所處的時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這場革命運動的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在目前處於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時期，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強調要“堅決克服內部的‘左’傾盲動主義傾向”。共產國際的上述意見，對中國共產黨製定和執行基本上正確的路線，克服“左”傾盲動主義，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共產國際的決議對中國革命問題，也提出了錯誤的意見。主要是：
1.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作了錯誤的分析，認為大革命失敗後，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都已“倒向反革命陣營”，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是“帝國主義者、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因此，把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並列為“革命的直接的主要敵人”，強調“中國隻有反對本國資產階級，隻有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並免除農民空前沉重的捐稅負擔，才能得到解放”。由於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也就否認了爭取中間力量的任務，提出了關門主義的策略。
2.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認為先爭取群眾，等全國革命高潮到來時，再舉行全國武裝起義，是“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唯一道路”。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低潮時期，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區進行的農村遊擊戰爭，“注定要失敗”，強調“必須反對熱衷於零星分散、互不聯係的遊擊戰爭”，“黨在領導個別省份自發的農民遊擊隊行動時，應當看到，隻有這些行動同各無產階級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結合起來，才能成為全民起義的勝利起點”。
3.對世界革命形勢作了過分的估計，認為戰後資本主義危機第三時期已經開始，這是“大規模階級搏鬥的時期”，“使得資本主義總危機急劇尖銳化”。因而對中國革命鬥爭的長期性估計不足，認為“目前，在全國範圍內還沒有出現群眾革命運動的新高潮。但是，有許多征兆表明，工農革命還在醞釀這種新高潮”。
4.強調反右傾。認為“在各國共產黨內的主要偏向，是離開正確政治立場的右傾”，“反右傾的鬥爭應當提到首要地位，這也要求不斷反對對黨內右傾偏向采取調和主義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