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蔣馮戰爭仍在繼續，蔣介石同閻錫山的矛盾又日趨尖銳化，新的蔣馮閻大戰正在醞釀之中。同時，革命力量也在增長。2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通告第七十號》，片麵誇大形勢的有利方麵，宣稱“目前革命形勢的發展，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特別是武漢及其鄰近的省區，表現著更多的可能”。明確提出，彙合當時進行的一切鬥爭，“走向‘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是目前總的政治路線”。為了實現這一總路線，強調黨應采取“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的策略。要求在城市中“組織工人政治罷工”，作為“組織武裝暴動的第一步”；要求在農村，與城市工人罷工相配合，組織“地方暴動”；要求把“組織兵變”作為兵運工作的“中心策名”；要求“擴大紅軍”，“在戰略戰術上必須向著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發展，以摧毀敵人的要害”；以“推進全國直接革命形勢的到來”。
接著，中共中央又部署：5月1日，在上海、南京、武漢、香港、天津、唐山、哈爾濱、奉天、青島等重要城市與產業中心，組織廣大群眾，舉行總示威運動；5月30日，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成立蘇維埃中央政府作準備；同時，發出通知，統一全國紅軍的指揮，以保證實現“猛烈擴大紅軍與堅決的向中心城市發展”的任務。中共中央不但貫徹執行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左”的指導思想和“左”傾政策，而且在形勢與任務的估計上，更加過分，也更加具體化了。
當時，李立三成為黨內“左”傾思想的代表，也不是偶然的。
第一，李立三是大革命失敗後發生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積極參加者。中共六大時，他雖然口頭上承認了盲動主義錯誤，但隻是否定了一些錯誤的表現，並沒有從思想上徹底清算，因而“左”傾思想和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依然存在，遇到了革命形勢好轉的時候，就爆發了更為嚴重的革命急性病。
第二，李立三在組織上有宗派主義。他不僅不能傾聽別人的意見，而且對於有不同意見的同誌，任意扣上“機會主義”、“調和主義”的帽子，加以排斥打擊，造成黨內生活的不正常狀態。例如：
1929年11月，在江蘇省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李立三作政治報告。他對革命形勢和任務、鬥爭策略，作了“左”傾的錯誤估計，認為反動統治“走向崩潰”，革命形勢是“成熟複興”，“走向高潮”；“要采取進攻的策略”；“要有計劃，有組織，去準備總同盟罷工”，“準備武裝暴動”。江蘇省委委員、上海滬東區委書記何孟雄，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反動統治是動搖的時期”，“革命形勢是開始複興”而不是“成熟複興”；我們的鬥爭策略應該是積蓄力量“準備進攻的路線”，要組織總同盟罷工是“急性病”。李立三聽不進這些正確的意見，在作結論時，點名批判何孟雄是“調和派路線”，要和“調和主義”作鬥爭。
1930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幾次表示不同意李立三的“左”傾主張和冒險主義的作法。李立三便給他扣上“調和主義”的帽子，調出中央機關，下放到上海滬東區當區委書記。惲代英對滬東情況不熟悉，眼睛又非常近視，在組織同盟罷工時被敵人抓住入獄，後來被叛徒出賣犧牲了。
1930年3月，全國總工會召開全國特派員會議。李立三在會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政治報告，錯誤地強調“革命高潮隨時都可以到來”，“六次大會指出‘中國革命在一省或幾省奪取政權的前途’，這在今天是來到我們的麵前了”；“目前是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同盟罷工，組織兵變，在鄉村中發展土地革命，紅軍向城市發展”；如果“不去準備武裝暴動”，“等到高潮來到再去準備，那是非常大的錯誤”。林育南、羅章龍等人在會上對形勢與任務提出不同意見。當即被批判為“右傾”。李立三還警告說：“中央對於右傾分子，要訓練他是對的”，“但是並不能再讓他在指導機關”。
這樣做的結果，既縱容了李立三自己的“左”傾錯誤，又助長了黨內“左”傾思想的發展。
第三，李立三的“左”傾思想已經形成了理論的係統。1930年春，他在《紅旗》上發表了《第三時期與中國革命》、《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條件》、《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論革命高潮》和《建立政權與革命轉變》等文章。5月15日，李立三把這些論文彙集起來，以《新的革命高潮前麵的諸問題》為題，刊登在《布爾塞維克》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和黨的政治路線、中國革命形勢和任務、革命的道路、革命的轉變、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係等根本問題，係統地提出了“左”傾綱領性的意見，成為當時黨內“左”傾思想的集中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