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紅三軍團利用湖南敵軍主力南下參加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乘虛攻占長沙。8月1日和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長沙占領後的形勢和任務。李立三等領導人更加頭腦發熱，認為長沙的占領，象征著“統治中國的軍閥製度之迅速的崩潰”，“客觀形勢已經成熟了”，“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以武裝暴動的目的來布置全國的工作，這確是全黨在今天的總任務”。因此，堅決要求加緊準備發動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強調這些暴動的勝利，便是“蔣介石的倒台和崩潰”，這“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關鍵，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嚴重問題”。李立三等領導人還脫離實際地夢想：紅軍占領長沙後，很快就可以同武漢工人暴動會合起來，占領武漢。然後，在武漢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宣告國民黨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滅亡。下一步，紅軍從武漢向河南進攻，使馮玉祥倒台。同時，在北京、天津等地組織暴動，消滅閻錫山的力量；在滿洲各地組織動暴，消滅張學良的力量；在南方組織廣州、香港暴動，消滅粵桂軍閥的力量，中國革命就可以成功了。8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央行動委員會會議，李立三作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準備武裝暴動中的任務》的報告，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於全國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極左估計，作了概括的說明，交總行委討論、貫徹執行。使6月11日決議案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更加嚴重的地步。
在上述“左”傾冒險主義的決議和計劃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李立三等中央領導人拒絕了許多同誌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並在黨內強調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幹部。例如：
在蘇區，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前委，堅持遊擊戰爭的正確路線，反對要紅軍“向中心城市與交通區域進攻的戰略”。李立三就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他有他一貫的遊擊觀念，這一路線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必須要根本解決”。6月15日，又寫信給紅四軍前委，嚴厲指責：“中央過去曾經屢次把新的路線傳遞給你們”，“直到現在你們還完全沒有懂得，還是在固執你們過去的路線”，“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錯誤”。並且警告說：“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應即來中央解決”。這樣就把正確的意見壓了下去。
在白區，何孟雄等同誌起來反對“立三路線”。9月1日，在上海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何孟雄批評李立三對革命高潮的估計是“過分的”，“中國革命沒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舉行總同盟罷工“是不可能的”，再發展下去，就可以離開總路線，葬送中國革命。他主張現在應繼續“爭取群眾的大多數”，而不是積極準備城市武裝暴動。李立三作結論時，竟給他扣上“何孟雄的機會主義路線”和“取消派暗深”的大帽子。9月8日，何孟雄又向總行委和中央政治局寫了《政治意見書》，明確表示反對“立三同誌領導路線”。結果，在9月10日召開的上海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受到批判。總行委和江南省委決定停止他滬中區委書記的工作，還警告要“采取最後的組織上的製裁”。
周恩來於1930年初，去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他接受了1930年2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擴大會議對於革命形勢和策略任務的估計，但是反對組織武漢、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等“左”傾冒險計劃。李立三等領導人便錯誤地指責周恩來“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暴露他右傾的危險，應在政治上負嚴重的責任”。他們估計周恩來回國，“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論戰和鬥爭”，準備在政治問題解決後，將周恩來調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派到北方局去工作。
這種錯誤的黨內鬥爭，成了李立三等領導人強行貫徹其“左”傾冒險主義的一種經常辦法。它破壞了黨內的民主集中製和正常的黨內生活，發展了黨內盲目服從的傾向，發展了宗派主義錯誤。
李立三“左”傾冒險計劃的實行，使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首先，造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白區工作的失敗。當時，在白區黨員很少，產業工人黨員隻有2000人。赤色工會會員不足2萬人，其中，上海2100人，武漢1000人，香港900人，天津500人。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舉行大城市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些地方勉強發動了罷工和示威，或者搞飛行集會，也都是少數黨員和赤色工會會員去冒險，脫離了廣大群眾，而遭到失敗。短短幾個月，就有滿洲、順直、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廣東、湖南等省委，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壞。使剛剛恢複起來的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受到摧殘，許多同誌被捕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