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中央蘇區的西江、石城、會昌、博生等其他縣，也都認真開展了反貪反腐鬥爭。對揭露出來的各種違法違紀人員，都分別不同情況給予了法律製裁或紀律處分。
根據地在政權建設中堅持反腐倡廉鬥爭有著如下一些特點：其一是指導思想的明確性與鬥爭決心的堅定性。中央政府反複強調：“必須堅決無情地開展各地的反貪汙浪費鬥爭”；對“貪汙腐化消極怠工以及官僚主義的分子”要“立即懲辦”、“決不姑息”。盡管戰爭十分緊張，仍強調要把反貪反腐鬥爭作為“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開展全線進攻，務必查它一個徹底。其二是中央領導深入鬥爭第一線，親自抓大案要案。其三是通過發揮輿論宣傳和監督的作用，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參加反貪反腐鬥爭。其四是有效的監督製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反貪反腐鬥爭複雜，需要較完善的監督、檢察製度，才能卓有成效的開展。當時主要有黨、政、群三大監察係統：黨的監察機構包括中央黨務委員會和省縣兩級監察委員會；蘇維埃政府的監察機構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工農監察委員會及其所屬的控告局和檢舉委員會；群眾檢舉監督方式主要有：書麵或口頭檢舉、控告，組織突擊隊突擊檢查，由青年組成“輕騎隊”，對所舉發或清查的某些案件實行“襲擊”或檢查、控告，設立工農通訊員及時向工農檢察員報告情況等。在查辦案件時，三大係統聯合辦案、協同作戰。這種新型有效的監察製度，是搞好反貪反腐鬥爭的有力武器。其五是采取措施，建立製度，防止新的貪汙腐化現象發生。
由於反腐鬥爭常抓並以有效的製度作保障，所以根據地省、縣、區、鄉各級政權及其工作人員都能保持勤政廉政的工作作風，勤勤懇懇為工農大眾謀利益，成為深得群眾擁護的人民政權。一首讚揚蘇維埃幹部的歌謠，至今在老區人民群眾中傳頌：
紅區幹部好作風，自帶飯包去辦公，
日著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
各根據地的經濟文化建設
在加強政權建設的同時，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還注意加強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以保證勞苦大眾不僅在政治上得到翻身，而且在經濟上和文化上也真正得到翻身。
當時根據地的農業生產存在許多困難。如大批青壯年參加紅軍，農業勞動力不足；敵人的“圍剿”破壞、燒殺，致使荒地增加；不少農戶底子薄，資金、農具、耕畜奇缺。這些困難都嚴重阻礙和製約著根據地農業生產的發展，引起了工農民主政府的高度重視。各級蘇維埃政府號召和組織農民積極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努力開墾荒地；大力興修水利、植樹造林；還開展科學試驗、勞動競賽等活動。從而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恢複和發展了根據地的農業生產。
1933年上半年，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發了《勞動互助社組織綱要》，發動根據地開展勞動互助合作運動。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總結了根據地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闡明了勞動互助社的作用，有力推動了根據地勞動互助組織的發展。勞動互助社如雨後春筍，迅速發展。據1934年4月統計，興國縣共有勞動互助社1206個，社員2.2118萬人；5月，社員人數達到5.1715萬人，即1個月內人數增長超過1倍。瑞金經過1個月的時間，擴大勞動互助社1萬餘個。
為了解決耕牛不足的問題，1933年3月和4月，臨時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分別發表關於組織犁牛站、犁牛合作社的訓令。各地幹部群眾迅速行動起來，建立犁牛合作社。據1934年4月瑞金、興國、西江3個縣統計，犁牛合作社分別為37個、72個、284個；社員人數分別為3638人、5552人和1.5075萬人；股金分別為1539.5元、5168元和11719.5元。犁牛合作社的建立，緩和了耕牛缺乏的問題，為發展農業生產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開墾荒地是發展農業生產的一項重要措施。1933年2月，臨時中央政府發布了《開墾荒地荒田辦法》。5月，又頒布了《開荒規則指示與開荒動員方法》。規定：“凡是工人苦力雇農貧農中農及一切有選舉權的群眾，所開發的無主的荒田荒地，即屬於開荒人所有”，並“準許3年不收土地稅”。“凡屬富農開發的荒田荒地，富農有使用權，並準免土地稅1年”。“工農群眾及富農開發不完的無主的荒田荒地，應準許地主分子去開。蘇維埃政府允許他耕種5年，但無土地所有權，第一年免交土地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