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紅四方麵軍在長池縣第五區木門寺（今旺溪縣東凡鎮境內）召開了軍事會議，到會幹部百餘人，徐向前主持會議。會上總結了粉碎田頌堯圍攻的經驗，布置了今後的工作，檢討了過去的一些錯誤，增強了團結，確定了擴大紅軍的方針。正式決定將原有的4個師和部分地方武裝擴編為4個軍：以10師為基礎擴編為第4。軍，軍長王宏坤，政委周純全；以12師為基礎，擴編為第9軍，軍長何畏，政委詹才芳；以11師為基礎，擴編為第30軍，軍長餘天雲，政委李先念；以73師為基礎，擴編為第31軍，軍長王樹聲，政委張廣才。全軍共11個師，20個團。川陝邊區最高軍事領導機關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副主席陳昌浩、徐向前，參謀長曾中生。下設紅四方麵軍總指揮部、總政治部（兼西北軍區司令部、政治部）。總指揮徐向前、副總指揮王樹聲，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副主任傅鍾，曾傳六，全軍共4萬餘人，幾乎為人川時的3倍。
8月到10月，紅四方麵軍又在儀隴、南部間、營山、渠縣間、宣漢、達縣間發動了3次戰役，共殲滅四川地方軍閥部隊近2萬人，並開辟了一些新區。10月底。原王維舟領導的川東遊擊軍擴編為紅33軍，王維舟任軍長，楊克明任政治委員。至此，紅四方麵軍共轄5個軍，15個師，40多個團，約8萬人。
在建立和發展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張國燾以中共中央代表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指揮一切。他堅持反抗國民黨和四川軍閥的進攻，也讚成“收緊陣地”的打法，讚成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但他在工作和鬥爭中實行許多過左的政策。在土，地鬥爭中，他主張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在經濟上消滅富農，損害中農利益，沒收中小工商業。在軍事上，他隻要正規軍，不要地方軍，把地方武裝僅僅當作擴大紅軍的一種手段，每每采取“連根拔”的錯誤辦法補入主力。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他繼續執行隻要下層統一戰線的方針，拒絕與上層人物建立統一戰線關係，或者雖然建立了某種統一戰線關係，隨之又任意破裂。
為了推行他的錯誤路線、政策，張國燾實行“消滅異己”的“肅反”政策，他羅織罪名，打擊和陷害對他的錯誤領導表示不滿的幹部，使不少有文化、有經驗、有能力的革命幹部遭到迫害。由於曠繼勳、曾中生、徐向前等對張國燾的錯誤政策和軍閥主義的統治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抵製和鬥爭，並根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做了許多正確的、有益的工作，才減輕了張國燾錯誤所造成的危害和損失。但張國燾卻用種種“莫須有”的罪名迫害他們。他誣陷曠繼勳是“國民黨改組派”、“右派”，將他逮捕。並於1933年6月下令秘密用繩子將他勒死於通江縣洪口場。又誣陷曾中生是“右派首領”，將曾中生非法逮捕、長期監禁，長征途中秘密將他用繩子勒死於川西北的卓克基。
川陝革命根據地建在白色政權的四麵包圍之中，根據地內的反革命分子以白色政權為後盾，顛覆破壞活動十分猖獗。這就決定了肅反鬥爭確是川陝根據地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為此，川陝根據地開展了肅反鬥爭，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在肅反工作中，張國燾推行“左”傾政策，造成了肅反擴大化，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如有的地方“捉到反動頭子殺頭，而對被欺騙去從事反動活動的農民（協從分子）也一律槍斃，不知道教育後釋放協從分子。不僅如此，甚至連反動分子的親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牽到反動身份上去而遭殘殺”。有的地方甚至以識字多少、手上有無繭疤，穿戴好壞來確定是好人壞人。這種簡單愚蠢的辦法，使許多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慘遭冤殺；還有嚴刑逼供信，也株連好人，造成冤案。特別是幹部隊伍中內部肅反的擴大化，給革命陣營造成了極為痛心的損失。
紅四方麵軍入川後，在摧毀四川軍閥反動統治和建立革命政權的同時，積極開展了土地革命。為了指導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1932年12月，紅軍一入川北，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就發布了《關於土地問題的布告》；1933年2月中鋰，川陝省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又公布了《川陝蘇維埃政府關於土地改革的布告》；2月12日，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編發了《怎樣分配土地》的小冊子。此後，還頒發過《平分土地須知》、《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布告——平分土地辦法》，《農村階級劃分》（五言歌）等文件。“五言歌”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