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毛澤東正確領導，中央紅軍麵對蔣介石的“圍剿”，節節敗退，不得不全麵撤離。博古中央對這一行動有無準備？共產國際又有何指示？紅軍長征是漫無目的地逃跑，還是大規模的戰略轉移？中共曆史上的一段痛史，訴說著“左”害可以葬送革命事業確是痛切之言。
1933年6月中旬，紅三軍團開到永豐、樂安之間的大湖坪進行整編。這次整編取消了軍，師編為團，小團編為營。紅五軍一、二、三師編為紅四師，紅七軍和紅二十一軍合編為紅五師。中革軍委決定將興國模範師整編為紅三軍團第六師。
興國模範師是由興國地區的赤衛隊組成，平時不集中，分散在各區鄉活動。該師在6月1日才剛成立，接到整編命令後，由地方幹部把隊伍就地集合起來，交給接收單位。師團幹部都是由地方幹部臨時擔任，整編以後他們仍回地方去。紅三軍團派政治部某部部長曹其燦帶一批幹部去接收、整編興國模範師，我也被派去了。我們去了之後，軍團發來個電報，決定該師整編為第十六、十七、十八團，並任命了團的領導幹部。被任命為師政治主任的曹其燦，看到同他一起來的幹部都有了任命，唯獨沒有安排我的任職，感到很奇怪。但也不便和軍團聯係。他對我說：“你到師政治部當組織科長吧。”我幹脆地說：“幹什麼都可以。”於是我就當了師政治部組織科長。曹其燦派我和十六團政委胡正國一起去興國縣城接收第十六團。
我們把紅六師整編好，帶回大湖坪。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我的任職命令譯電員譯錯了。原來，軍團電報任命我為十八團政委，一位叫汪玉明的教導員為政治處主任。因為我當時叫王明，譯電員自作聰明以為是一個人，就譯成政委王玉明。汪玉明當了團政委，我就沒有了職務。回來以後雖然發現錯了，但已成事實，也不好再更變，隻能將錯就錯了，反正那時誰也不計較職務高低。後來我改任十六團政治處主任。紅十六團團長是曾春鑒，政委胡正國，參謀長彭雄，朱滌新當特派員，黃誌勇當俱樂部主任。這時軍團滕代遠政委調中央工作，楊尚昆來接任軍團政委，陳阿金來當紅六師政委。
1933年7月，中革軍委下令，紅三軍團第四、第五師組成東方軍進軍福建，第六師在大湖坪整訓。東方軍出發前，紅三軍團在大湖坪舉行誓師大會，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作了動員報告，傳達中共臨時中央提出的“籌款百萬，赤化千裏”，“創造百萬鐵的紅軍”，“把紅旗插到福建去，開辟新的根據地”等東征任務。誓師會後，東方軍出發，六師留下在大湖坪整訓。紅四師、紅五師出發前抽調了一些骨幹充實到六師當連排班長，六師的地方幹部除留下個別當副職外，其餘又都回了興國。整訓期間我專門請了興國籍的總政治部青年部長蕭華來作動員講話，還請隨營學校政委李誌民來指導訓練。我們抓緊對部隊進行短期政治軍事整訓以後，迅速去福建歸隊。到了福建，紅三軍團主力已攻占連城、清流、歸化、洋口，繳獲俘虜很多。接著主力準備攻打延平，紅六師奉命圍攻將樂，保障軍團主力後方，結果久攻不下，紅十六團團長曾春鑒負傷，十八團團長李壽軒調來接任。延平方麵也因地勢不利於圍困和襲取，打了一場惡仗，主力傷亡很大。
1933年9月，蔣介石在德、意、美等外國軍事顧問協助下，糾集了10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和各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蘇區，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而中共臨時中央的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推行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先是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遇到挫折之後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不準放棄蘇區一寸土地”，等錯誤口號。在黎川失守之後，李德即令東方軍從將樂、順昌撤圍，趕回黎川地區，進攻硝石、資溪橋的敵人，收複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