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三軍團奉命趕往東線，在太陽蟑、新橋阻擊敵軍。但是敵人擁有優勢兵力，新橋還是被敵人占領。我們紅四師在太陽嶂和敵人對峙。這時李德親臨前線指揮，一天，上級傳達他的指示，命令我十一團派出一個加強排，帶著兩挺重機關槍占領一個突出部位的山頭，這個排派出以後，第二天團裏派青年幹事帶人去送飯，正遇上大霧彌漫，霧雨流雲籠罩了大半座山。他們去轉了一圈，回來報告沒找著那個排。這一下可驚動了上級，李德、王稼祥、博古聞訊後都到我們團部來了，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也氣喘籲籲地趕來。
他們來到我團，又開會又調查，叫我介紹這個排的情況。從排長、班長到戰士的家庭出身，戰鬥中的表現，都問到了，分析這個排是不是投敵了，搞得氣氛很緊張。對這個排，我心中還是比較有數的。這個排是全團比較好的，老戰士較多，黨團員骨幹強，班排長精明幹練，全排作戰勇敢。出發前我給他們作了動員，對他們單獨出去是比較放心的。但是戰場上情況多變，發生預料不到的事情也是可能的。如果這個排果真投敵了，我們團領導就不好交代，上級領導必然拿我們是問。
這個排究竟到哪裏去了？
我心裏也有點納悶。
我決定立即親自帶人去找。我們沿著這個排出發的路線走到實地一看，那不是個孤立的突出山頭，而是一座高山。我們一步一喘地往上攀登，爬到半山腰就可以遙望黎川平原，這裏已經超過機關槍的射程，根本不需要到山頂設警戒陣地。我們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頂，也沒有找到那個排，隻好暫時休息吃飯。這時我心裏上下直打鼓，不覺也開始懷疑自己原來的判斷了。過了一會，一陣風吹來，雲開霧散，看到那邊還有一個小山峰，我們跑過去一看，那個排就展開在那裏，他們一天一夜沒吃飯了，我讓他們趕快吃飯。這時我的心裏就像一塊石頭落下地來，鬆了一大口氣。
我回到團部向李德等領導人報告了情況，隨後招待他們吃過飯，他們高高興興地走了。事後彭老總知道了這件事，生氣地說：“連一個團放個哨他們也要管。如果一切都聽他的，非把紅軍葬送了不可。”李德這個脫離實際的圖上作業專家，隻憑一張不太準確的地圖指揮紅軍打仗，哪有不失敗的！
4月初，敵北路軍準備大舉進攻廣昌。中革軍委又急令紅三軍團主力從福建沙縣回師江西，參加廣昌保衛戰。
敵人十一個師的兵力，沿盱江兩岸邊築壘邊推進，紅軍在兩岸節節阻擊。敵人上有空軍支援，下有炮火開路，步步進擊；紅軍彈藥不足，火力不濟，且戰且退。當敵軍一個旅集結在廣昌東北，盱江東岸的饒家堡時，彭德懷軍團長和楊尚昆政委指揮紅四、五師乘夜圍攻這個旅，這天晚上，陰雨綿綿，不便射擊，紅軍與敵人進行白刃格鬥，戰鬥異常激烈，雙方傷亡很大，饒家堡陣地六次易手。後來敵人援兵趕到，我軍在天亮前撤出戰鬥。
紅三軍團渡過盱江，退守廣昌西北地區。
廣昌沒有城牆，無堅可守。博古、李德到前線指揮，要紅軍修築“永久工事”固守，並動員在廣昌和敵人決戰，“打最後一仗”，還要求師、團、營、連、排幹部都要指定代理人，準備苦戰。我們修的土木工事根本不堪一擊，敵人用炮兵轟，用飛機炸，戰士們在殘存的工事裏挨打，要固守根本不可能。
我師黃克誠政委是不讚成死守廣昌的。他曾多次給我講，“單純防禦”、“短促突擊”是錯誤的，敵人又是飛機又是大炮，我們連步槍、手榴彈都沒有保障，單靠陣地防禦怎麼頂得住呢？他主張按照毛澤東提出的遊擊戰爭戰術原則，避開強敵鋒芒，作必要的戰略轉移，到湘鄂贛開辟新區，保存和發展紅軍勢力。他的意見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在那時，他也無可奈何。
彭德懷軍團長根據部隊的意見和實際情況，再三向李德提出：“廣昌是不能固守的”，“如果守廣昌，少則兩天，多則三天，三軍團1.2萬人將全軍毀滅，廣昌也就失守了。”他建議采取機動防禦，少數部隊進占工事，吸引敵人進攻，主力部隊隱蔽在城西南十裏外的山地，相機側擊攻我陣地的敵人。這一建議總算得到李德的同意。
在保衛廣昌中，紅五、六師傷亡很大，敵人突破了我軍陣地，衝到軍團指揮部前麵。我們十一團是軍團的預備隊，由軍團首長直接指揮。在這十分危急的情況下，我團奉命反擊，兩個營首先衝了出去。指戰員們冒著八架敵機的輪番掃射轟炸，高喊著“衝啊”的口號，一股勁兒向敵人猛撲過去，終於把衝過來的敵軍打退。這兩個營大部分同誌陣亡，戰後有一個統計，連隊多則剩下40多人，最少的隻剩十來個人。彭軍團長在指揮所看到指戰員們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竟然沒有一個人遲疑，沒有一個人臥倒，稱讚說，“這是紅軍政治思想覺悟的最高體現，是政治工作高度發揮作用的結果”。的確，紅軍平時的政治思想工作為戰時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每個幹部戰士都明確為保衛蘇維埃政權而戰，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戰。所以在第五次反“圍剿”那樣艱苦，傷亡消耗那樣大的情況下，指戰員仍然能夠上下一心，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勇往直前，義無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