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廢兩改元兩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又進行了一次廢除銀本位製、實行紙幣製的幣製改革，這就是法幣改革。
法幣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美國實行“白銀政策”的結果。美國的這一政策使世界銀價上漲，中國白銀大量外流，致使國內通貨緊縮，使以銀為貨幣的中國財政經濟受到嚴重打擊。
1935年11月3日，國民黨政府以緊急法令的形式公布了幣製改革布告，規定從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後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的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布告還規定，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兒月4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銀行，兌換法幣；等等。
法幣改革是中國近代貨幣製度的一次大變革，具有一定的意義。首先，法幣改革放棄銀本位實行紙幣，這就割斷了中國貨幣與白銀的直接聯係，此後世界銀價漲落就不會對中國財政經濟發生重大的直接影響。同時，當時世界各國已普遍實行了紙幣製，因而中國放棄銀本位製而實行紙幣製，也是順應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其次，法幣改革使貨幣的發行權相對集中。法幣改革前，全國有發行權的銀行（包括銀行機構）共有34家，法幣改革後，集中到了4家，1942年又由4家集中到了中央銀行1家，實現了貨幣發行的集中統一，有利於按照市場的需要發行貨幣和調節貨幣流通。
需要說明的是，這次法幣改革的布告規定，為穩定法幣彙價，中央、中國、交通三行不得無限製買賣外彙。而國民黨政府把在國內收兌白銀移存外國，作為維持法幣與外幣穩定彙價的保證金，這實際上是“彙兌本位”的貨幣製度。法幣改革之初，規定法幣同英幣掛鉤，使法幣成為英鎊集團的附庸。以後迫於壓力，國民黨政府又把法幣同美元掛鉤，使法幣又成為美元的附庸。此後，中國貨幣能否穩定，不僅受國內條件的影響，也受英美貨幣的變化的直接影響。這樣，法幣便成為一個帶有半殖民地性質的貨幣製度。
1933年9月，蔣介石集中100萬重兵對中央蘇區發動第5次“圍剿”，進攻重點在中央蘇區，總兵力達50萬。這一次蔣介石改變了過去的戰法，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所謂新戰術，逐步緊縮對中央蘇區的包圍圈。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領導人，否定毛澤東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法，先是采取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命令紅軍主力在江西、福建分兵作戰，實行“兩個拳頭打人”，繼而又命令紅軍向國民黨軍的堡壘地區進攻，“禦敵於國門之外”。當紅軍遭受較大傷亡之後，又采取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命令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抗，實行陣地戰、堡壘戰、“短促突擊”。紅軍雖然進行了頑強作戰，依然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到1934年夏季，中央蘇區由原來縱橫千裏，縮小到300餘裏，敵人重兵壓境，形勢日趨危急，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
紅7軍團瑞金點兵
1934年7月，中共中央為了分散敵人兵力，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命令紅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直出閩浙皖贛地區，深入敵後，創造新的根據地。
7月6日晚，在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的率領下，紅7軍團共3個師約6000餘人從瑞金點兵出征。
紅7軍團的北上行動分為兩個階段，從出發到10月下旬與紅10軍會合，是第一個階段；10月下旬到1935年1月，是第二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紅軍轉戰閩西、閩東、閩北、浙西和皖贛邊幾十個縣，曆時4個月，行程1600餘公裏，多次擊破敵人重兵追堵，沿途留下1000多名軍事骨幹，一度威脅敵人統治心腹地區重要城市福州、杭州。第二個階段，紅7軍團於10月下旬進入方誌敏同誌領導創建的閩浙贛革命根據地，與紅10軍和地方武裝會合，合編為紅10軍團，全軍團共3個師9000餘人，劉疇西為軍團長，樂少華為政委。不久粟裕任參謀長，劉英任政治部主任，方誌敏為軍政委員會主席，統一領導紅10軍團的行動。
紅10軍團成立不久，鑒於中央根據地反“圍剿”失利，形勢危急以項英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命軍團主力轉到閩浙贛根據地外線作戰，創造浙皖贛新蘇區。11月下旬，軍團3個師在皖南黃山湯口地區會合，在譚家橋與敵人激戰，尋淮洲同誌不幸犧牲，劉英、樂少華負傷。戰後，敵人糾集20多個團對紅軍實施圍追堵截，軍團領導決定南下返回閩浙贛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