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華北，處於亡國滅種的前沿，日寇鐵蹄已不容許國人再作和平幻想。以民主、救亡自期的青年學生再次走上街頭，掀起反對不抵抗政府妥協政策的政治示威運動。熱血青年的血淚使中國革命邁入又一個轉折點，再現這段令人血脈賁張曆史的真實記錄。
北平學聯會的成立
成立北平學聯會的準備工作，在黨內其實已經有很久的時間了。1935年春（也可能是1934年秋），雖然北平黨組織已經被破壞了，但並不等於從此就沒有共產黨的力量了。當時散在北平的老同誌們，不管是有組織關係的還是沒有組織關係的，都分別在做工作，甚至在我們黨影響下的進步分子都做了工作。從“九一八”到“塘沽協定”，特別是到“何梅協定”，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也是處於一個大動蕩的時期，階級關係有了重大變化。所以，大家都變得激進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擔任過校長的孫蓀荃（她聽過李大釗同誌講的課，我聽說她加入過第三黨，在抗日的問題上，她是左派），就因為她積極支持“九一八”後的抗日救國學生運動，而被國民黨排擠掉了校長的職位。她是北平女師大畢業的，因為她有學問，在群眾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師大有些學生支持她，就連以師大為謀職業——教書吃飯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擠後，改教高中語文和曆史，是我的班主任，1935年的下半年，孫蓀荃在我們班先後公開講李大釗同誌的生平、《縱與橫》、《唯物史觀》；據她講，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長街，就是李大釗同誌找的，而且創辦女一中，就是為了爭女權，反對北洋封建軍閥的統治。孫蓀荃雖然沒有進共產黨，但她對共產黨有過相當大的幫助，表現在對“九一八”以後和“一二·九”的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方麵。孫蓀荃當時還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並且說“共產黨要和我們合作了”。學校中的進步教師還有譚丕模、梁亦然（當時就是共產黨員了）等。同學們也有黨員，我就是1935年春由黨員（同班同學）楊彤介紹人共青團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準我轉黨的。
“九一八”時候，女一中也是抗日救國運動中的最積極的單位。
1933年西北軍馮玉祥部隊同我黨聯合組織了察北抗日同盟軍，後來被蔣介石部下湯恩伯的部隊搞垮了。我黨北方局派到察北抗日同盟軍的一批黨員，包括女一中的黨員楊彤，回到了北平。我一到女一中初中三年級，就見到了從抗日同盟軍回來的女戰士楊彤，此後就成了朋友，一起作救亡活動，傳遞消息，散發傳單，陪她去探監等等。
1935年春天，我入共青團之後，經楊彤介紹認識了曾去過察北抗日同盟軍的共產黨員彭濤、王學明（均去世）等。彭濤、王學明都告訴我，他們正在恢複北平的黨組織。他們重新建立的臨時市委，是由團市委書記王學明代書記的，彭濤是宣傳部長。我入團後，先後作過北平團市委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也幫助周小舟同誌做過民族武裝自衛會的工會。當時我把在北平女一中、師大女附中、誌成中學的同學、朋友，都聯係到抗日救亡的活動和共青團的組織中來。我在黨的領導下，當時就成為反對國民黨蔣介石投降賣國的積極分子了。1935年秋後，由於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彭濤要我介紹他認識了孫蓀荃，也認識了張申府。他們當時都是文教界援助學生抗日救亡活動的。
“九一八”事變所激起來的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因有國民黨的破壞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北平市各大中學的學生會幾乎都被國民黨摧殘掉了。由於孫蓀荃的保護，女一中學生會——雖然不做什麼事，但是卻保存下來了。1935年女一中原來的學生會主席叫程衛，是個埋頭讀書的人。在這民族革命形勢急劇變化之時，她就公開講“何梅協定”後的國內形勢，主張抗日，然後就講她主張把程衛拿下來，把我選上去。她的主張實現了。這在女一中來講，實際上是師生合作抗日。
“何梅協定”之後，國民黨的部隊從華北撤退，蔣孝先的憲兵三團也撤走了。所以，比起“何梅協定”之前來，北平的統治力量就不那麼嚴密了，比較鬆了一點。我們利用了這個空子，開展活動，共產黨和進步力量都壯大了。
此時，王學明曾告訴我，河北省委的意見，直接組織抗日革命團體很困難，對國民黨不宜從正麵攻擊，而可以從側麵攻擊它；公開的場合，可以采用灰色團體，使國民黨不認為它是革命組織。彭濤具體地領導我們組織了“黃河水災賑濟會”。女一中公開活動的代表是吳閨箴、魏宜嫻。當時黃河大水，河南、山東田廬被淹，災民紛紛逃來北平，王府井、新華門、前門到處都是。國民黨見死不救；我們同情災民，恨國民黨，就發起救災。清華、東大、女一中、師大、北大、燕京等校，都成立賑濟會。我們在女一中還組織義演，募捐救災。彭濤還親自領著賑災的同學到山東德州災區救濟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