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開黨的會，有彭濤、黃敬參加。黃敬在會上說，國民黨號召學生到南京去“聆訓”，每人發30到40塊現洋收買，楊立奎就是在積極活動用錢買人到南京去。許多進步學生都不予理睬，讀書救國的中間派學生對國民黨能不能抗戰也發生懷疑了。我們怎麼辦，是向學生灌輸對國民黨的幻想，引到南京去“聆訓”呢？還是拿出自己獨立的主張來呢？所以我們決定不去“聆訓”，而到農村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這個思想，彭濤、黃敬是毫不含糊的，當時黃敬在會上說：“過兩天在燕大開一個學生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是到南京去‘聆訓’，還是南下宣傳，黨的市委決定去南下宣傳，估計凡是去南下宣傳的，都是‘一二·九’起來的積極分子，就好組織起來成為學聯的核心！”他還說“小郭，在燕大開這次會你得去作執行主席，而且必須保證黨的這個意見，一定要通過。”他很嚴肅地交給了我這個任務。我說：“好吧。”不幾天，我到了燕大體育館，其時人還不多，天黑時候到了80多人，清華、東大、北大、燕京、女一中、彙文（二十一中）、鏡湖、藝文（二十八中）等校代表都去了。大家就坐在體育館開會討論起來。最後一表決，造成去南京“聆訓”者居多數，這是我原來未估計到的，正著急間，坐在我右首的燕大代表說：“小郭，反表決！反表決！”我冷靜了一下，說：“討論停止，休息一刻鍾，再付表決”。然後就有人嚷嚷：“不對，不對，有的學校來了兩三個人，不能這麼表決。”在休息時，我見到彭濤、黃敬、孫敬文等在代表中很活躍。休息兩個小時後，又開會。劉江淩是黃敬聯係的代表，站起來發表演說，從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傳統一直講到“九一八”以來的曆史，指出國民黨不抗日、打內戰，全國學生和民眾應該團結起來，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的演講，效果很好。講畢付諸表決，我說：“一個學校隻能有一票表決權”。這一下，造成南下宣傳的紛紛舉手，占了多數。通過了黨原來的決定。這時，天已拂曉，事後有一位同誌告訴我，法商學院的反動代表某某罵我：“郭明秋壞透了，被共產黨利用了！”
這樣，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就於1936年1月2日出發了。黃敬把我和姚克廣留下，他和彭濤隨隊南下。彭、黃布置了如何組織領導南下的問題。南下回來以後，在西山召開過一次黨團會議，作了總結。當時姚克廣同誌已是學聯黨團書記。我記得彭濤、黃敬、姚克廣，中大的董毓華，還有孫敬文等都參加了。黃敬說，南下宣傳是一件大事，是我們很大的勝利，學聯的核心力量組織起來了。關於這個核心力量的名字叫什麼？這個問題曾經交給南下的同學們一起討論過。大家起了好多名字，最好的名字是師大曹國智同誌起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北平民先隊是1936年2月1日在石駙馬大街師大文學院召集各校代表開會正式成立的，會上發過《我們的主張》等兩個文件草稿。關山複同誌參加過這個會。
林楓同誌在1936年3月間被調到天津作市委書記。3月下旬我到天津，先在天津市委工作。1936年5月、6月間林楓同誌調作劉少奇同誌的秘書，8月、9月間我作了北方局機關（劉少奇同誌）的譯電員。4月初，在天津我聽說北平發生了“三三一”抬棺遊行。
我再講講北方局的領導劉少奇和彭真同誌。誰對當時的學生運動最熟悉呢？據我所知，除在平津工作過的彭濤、黃敬、姚克廣、蔣南翔和林楓之外，就是北方局的劉少奇和彭真同誌了。1936年春，林楓同誌到天津後，就知道彭真同誌在天津工作。當時林楓同誌稱彭真同誌是“老魏”，他剛從監獄裏出來不久。劉少奇同誌1936年4月到天津和北方局。1936年5月、6月間的一天，在我們的家裏，我第一次看見了劉少奇同誌。少奇同誌走後，林楓告訴我：“這是中央派駐北方的代表。以後我們就幫助他工作了。”我問：“那怎麼稱呼他呀？！”林楓同誌答：“你就叫他老戴好了。”以後隔上10天半月劉少奇同誌就到我們家裏來一次。漸漸地他們之間的談話也允許我在場了。少奇同誌說，糾正立三路線殘餘就應該把公開工作同秘密工作分開，秘密工作應執行“隱蔽精幹，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我接受了這一方針，就離開了女工夜校教書的崗位。劉少奇同誌以K.V.署名寫了《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一文，發表在《火線》上（他還用“胡服”這個名字發表些文章）。我認為這篇文章的精神跟毛主席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一致的。1937年1月、2月間，北方局搬到北平。1937年3月中央來電，要少奇同誌到延安參加黨的代表會議。少奇同誌給林楓同誌布置了工作之後，就離開北平去延安。七七事變後，林楓同誌接到彭真同誌的信，叫我們平津黨的力量到太原集合，重新分配工作。我到太原後才認識彭真同誌，當時他是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同誌說準備把我送到延安去，林楓同意，我也同意。當時彭真同誌講，北方黨員和民先隊員同紅軍在太原會師，是件很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