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走過的曆程是悲壯的曆程，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英雄氣概和革命精神，將永載史冊，犧牲在征途上的烈士們將永遠活在全中國人民心中。
“三位一體”逼蔣抗日
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並轉全體國民黨員的信，提出“隻有國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
致國民黨信發出後，毛澤東、周恩來又分別致書宋慶齡、蔡元培、李濟深、李宗仁、蔡廷鍇、蔣介石、陳果夫、陳立夫、胡宗南等，反複陳述“大敵在前，亟應團結禦侮”的道理。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呼籲下，宋慶齡、何香凝等表示讚同共產黨的主張，並要求國民黨召開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
為了統一黨內認識，中共中央又於9月1日、17日先後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正當中共中央采取逼蔣抗日的方針，推動南京政府實行抗日政策的時候，發生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並不偶然。當時國民黨駐紮在以西安為中心的西北地區的軍隊，主要是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率領的西北第17路軍。這兩支軍隊都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遭到排擠，被利用來作為進攻陝甘紅軍的前鋒，對此，他們非常不滿。特別是東北軍過去曾盲目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丟失了東北，遭到全國人民的譴責。入關後又聽任蔣介石調遣與紅軍作戰，損失嚴重。全軍上下深感“剿共”沒有出路，強烈要求抗日，收複東北故土。
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前就開始了對東北軍和第17路軍的統戰工作。毛澤東、周恩來等通過傳遞信件等方式同張學良建立了聯係。而楊虎城及其率領的第17路軍，自大革命時期起，就一直同共產黨保持聯係，很早就表示讚成共產黨的聯合抗日主張。中共中央還在張、楊之間進行工作，促進他們團結合作。
蔣介石得知張、楊同共產黨發生聯係，非常惱怒。1936年10月，他親自飛到西安，並把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20多名高級軍政大員也召集到西安，同時調集部隊，隨時準備開赴陝甘地區。張學良、楊虎城連續幾天反複勸說蔣介石應以國家民族命運為重，容納抗日主張，遭到蔣介石的訓斥。12月9日，西安城內l萬多學生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請願遊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為青年學生們的愛國熱忱所感動，11日、12日又兩次向蔣介石進諫，被蔣斥為“犯上作亂”。此時，張學良、楊虎城感到除發動“兵諫”，已再無出路。
12月12日，按照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的計劃，東北軍一部包圍蔣介石住地華清池，扣留了蔣介石。第17路軍同時控製了西安全城，囚禁了從南京來的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13日，張、楊通電全國，說明被迫發動“西安事變”完全是為了敦促蔣介石抗日，同時提出了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等8項主張。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應。南京政府驚恐之餘陷入一片混亂，各個政治派係從各自利益出發，有的主張興兵討伐張、楊，有的為保蔣介石安全，力主和平解決。國際上蘇聯和美國、英國、日本也都關注事態的發展。
中共中央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冷靜地分析國內外複雜緊張的政治形勢，果斷地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12月15日，首先由紅軍將領聯名發表《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明確表示堅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12月17日，周恩來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達西安，向張學良、楊虎城詳細說明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深得張、楊的讚同。根據對事變後形勢發展的考察，1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國民黨，進一步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五項條件。中國共產黨以抗日救國大局為重的鮮明立場和正確方針，得到社會各界愛國人士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讚同與支持。南京政府在了解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國共產黨都無意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這次事變的態度後，於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周恩來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參加。經過兩天商談，最後達成了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