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的跨地域流動持續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勞動力的流動，導致中國人口流動的規模一直在持續增長，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其中青年人對這一增長的貢獻是最大的。與五六十年代知識青年下鄉不同，新時期的青年流動大軍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或者從一個單位向另一個單位、一個行業向另一個行業流動。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流動不是在政府的強製指導下進行的，而是依據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導向自發自願進行的。一是大量農村青年“井噴”式湧進城市。1988年，中國城鄉出現大搶購，乃至於發生擠兌之後，國家采取了緊縮政策，首當其衝影響的是鄉鎮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鄉鎮企業失去資金支持以後，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度出現了不太景氣的局麵，接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大降低。受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加之城市糧食供應製度的取消，1992年陡然出現4600萬以青年為主體的農民工進城務工。90年代中後期，伴隨香港回歸，港澳台製造業開始向廣東大規模轉移，廉價的勞動力、優質的基礎設施和巨大的消費潛力也使中國沿海地區成為國際製造業轉移的重點承接地，自此開始進城民工的數量持續穩定提高，1994年增加到6000萬，1999年達到9546萬，其中30歲以下農村青年占大多數。這些農村青年不再是暫居住城市，而是傾向於長期居住，居住的時間也在不斷地延長，並且有舉家遷移的傾向。他們幾乎沒有務農經曆，對城市的認同超過了對農村的認同。二是一些下崗青年職工轉向沿海發達地區尋找機會。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大量效益不好的國有或集體企業出現了倒閉、合並或收購大潮，許多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潮流的社會機構和事業單位也紛紛撤並或解散。據國際統計局數據，“九五”期間全國城鎮國有單位在崗職工減少3159萬人，城鎮集體單位減少1648萬人。在這個龐大的人群中，青年職工占據了很大的比例。由於沒有了原來的單位的依靠和牽掛，很多下崗的年輕人都毅然選擇了外出打工尋找機會。三是中西部地區城鎮待業青年大量向東南沿海地區流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和發展，大量私營企業、外商獨資、合資企業等非公有企業率先在東南沿海地區發展起來，給青年人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發展機會，並且工作環境和提供的報酬都遠比內地很多單位要好，許多內地待業青年滿懷理想紛紛南下尋找機會。地域流動性的增強讓廣大青年拓展了生活空間，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了施展各種才華的機會，特別是對農村青年來說，他們在城市打工的經曆不但直接增加了收入，鍛煉了本領，而且也給農村家鄉帶來了新的發展活力。
（二）青年人的職業選擇更加自由。
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90年代之後的青年人在職業選擇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權，這得益於中國這一時期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就業政策的調整以及擇業觀念的轉變等因素。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結構在90年代之後發生了重大調整。從1980年到2000年，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從30.4％降到15.9％；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從68.7％降到50％，第二產業從18.3％上升到22.5％，第三產業從13.0％上升到27.5％；市鎮總人口從19.4％上升到30.8％。而且，1978年中國全部非公有製經濟總值才20.5億元，占整個國家GDP總量僅有0.9％左右，到2000年非公有製經濟中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實現的產值就已經達到17901.5億元，接近當時GDP總量的1/4。第三產業得到快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第三產業以服務業為主，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發達，這類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會越來越重要。非公有製經濟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很多新的就業機會和形式，吸納了大量青年人參加。
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推動了國家就業政策的調整。在80年代，主要還是計劃經濟的那一套分配方式，對新畢業的青年實行統包統分政策，到了90年代以後，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製度，通過競爭機製激發社會活力，也為了緩解日益嚴重的分配就業壓力，中國的就業政策開始調整。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國高等學校畢業生今後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由學生自主擇業，實行競爭上崗、擇優錄用。從此，自主擇業以製度和政策的形式被規定了下來。盡管當時會有很多青年學子很不適應，但是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自由擇業的應聘製度已經被廣大青年人視為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