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與色彩，成就了東方和西方一個時代神話般的記憶。
元封五年（前106年），漢武帝為強化中央集權，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州刺史部，每部置刺史一名，共十三刺史部，河西四郡及西北地區屬涼州刺史部管轄。曆史上的“涼州”之名自此始。當時的涼州治所在冀城一帶（今甘肅甘穀），轄東至長安附近、西到玉門關外的廣大地區。西漢政府為進一步鞏固河西的統治，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開始大規模修築邊防塞障。從敦煌到秦長城（今甘肅臨洮一帶），修築了長城，每隔一段設置城堡和烽燧，用來駐軍和報警。
漢武帝開通河西後，修築障塞烽隧，派兵屯駐。而河西的障塞從令居（今永登）往西延伸，從永登到酒泉、從張掖到居延、從酒泉到玉門、從玉門到羅布泊。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朝對匈奴作戰的主要目的是“斷其右臂”，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漢政府將投降的四萬多河西匈奴人安置在“邊五郡故塞外”，並開始大規模的屯兵移民。
居延是遊牧民族從塞外進入河西的重要通道，所以也是漢王朝當年屯兵駐守的重點。北邊有居延都尉，南邊有肩水都尉。而居延都尉之下從北往南分布有殄北侯官、居延侯官、遮虜侯官、甲渠侯官、卅井侯官等五個侯官；肩水都尉之下分布有廣地侯官、橐他侯官、肩水侯官、倉石侯官、庾侯官等。每個侯官下麵有若幹個侯部，侯部下麵有七八個或者十多個烽隧。侯部由侯長統領，烽隧由隧長負責，每隧有三至四名戍卒。
通過居延漢簡的記載，我們能夠確切地知道當時每個烽隧的名稱、隸屬關係、戍卒人名、守禦器裝備等。還有戍卒的來源、服役時間、日常巡守、糧食供應、武器裝備，傷殘撫恤等。另外還有烽火報警係統，烽、煙、表、苣火、積薪等五種信號工具，根據敵人來犯的數量、遠近、方位如何組合、使用和傳遞等。
屯田是河西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漢書·西域傳》記載，禦史大夫桑弘羊上奏，建議在西域屯田，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元鼎六年（前111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官田，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西漢政府采取了“徙民實邊”和“屯田”兩大措施。屯田的開發者主要是戍卒，徙民主要是中原貧民、戍卒家屬和罪犯。屯田有軍屯和民屯兩種。軍屯是駐在邊塞要地和長城沿線的戍卒，一邊戍邊，一邊耕田；民屯是移民墾田種植。
“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漢武帝時，山東遭遇水災，災民無數，“乃徙貧民於關以西”，與貧民同徙者還有一部分罪徒或戍卒家屬及自願移入者。僅西漢一代，移民就約百萬。
漢代徙民屯田，政府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凡是遷徙屯田的民眾，均給予耕牛。沒有收獲之前，還“予冬夏衣廩食”。這些措施，在當時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移民到河西後按照軍事編製進行管理。按其職責有田卒、守穀卒、河渠卒等。漢政府還設置了一係列的官職，如農都尉、護田校尉、侯農令、守農令、勸農椽、倉長、倉佐等，以便於屯田管理。
除了所謂“關東下貧”和“謫徙的內地罪人及其家屬”兩大部分之外，一個比較重要的組成部分即“屯田卒”。居延漢簡中的田卒名籍記載了各田卒的郡、縣、裏、爵位、姓名、年齡等詳細資料。
河西屯田區主要集中在武威、居延、敦煌等地，這些地區都設有專門負責當地農事的職官。
地方郡縣和軍隊分為兩個管理係統。在地方郡一級設“農都尉”，縣一級設“田吏”，並由這些農官具體負責農耕事務。
水利灌溉工程的興修，是河西幹旱之地屯墾得以展開、農業得以發展的關鍵。
《史記·河渠書》記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皆引河水進行灌溉。
居延漢簡記載，居延一帶有甲渠、臨渠、水門、肩水等障塞名稱，這些名稱當與水利灌溉有關，而且有專門從事水利的“河渠卒”。當時的許多灌溉遺跡保存至今，許多障塞烽燧附近都有幹涸的渠道遺跡。
先進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也促成了河西農業經濟的繁榮。出土資料表明，西漢時期，鐵器已經在河西邊地被廣泛使用。
敦煌莫高窟壁畫就有一幅《鍛鐵圖》，畫麵上師徒二人正肌肉鼓凸著熱火朝天地鍛打著燒紅的鐵件。
《後漢書·孔奮傳》記載，當時天下擾亂，隻有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與少數民族做買賣，“市日四合”，不出幾個月就可以致富。
古時集市交易，通例為一日三合，即一天交易三次，今一日四合，每天開放四次，其交易之盛可見一斑。
健全了由郡縣、都尉府、塞、部和燧等軍事機構構成的邊防防禦、警戒體係，並製定和嚴格實行了居延漢簡記載的《塞上烽火品約》邊防守備條例。
僅舉其中一條為例：“匈奴人入塞，天大風，風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傳檄告，人走馬馳，以急疾為敵。”
意思是如果遇到天氣變化，刮風下雨，不能燃烽火的情況下，要人跑馬馳，急速傳遞，不能因為風雨而耽誤。
《塞上烽火品約》中的烽火製度是非常嚴格的，包括烽火的傳遞速度、吏卒的崗位職責，以及法律責任和處分條例，都有明文規定。烽火製度為保障社會安定和生產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河西地區經濟發展迅速強盛，人口增多，成為全國富庶地區之一，一度出現了“邊城晏（晚）閑，牛馬布野”的繁榮景象。
漢簡校文記載：敦煌存穀最多時達“萬三千六十石五鬥八升”。
居延漢簡記載：居延存穀最多時是“萬二千四百七十石三鬥”。
……
唐代詩人岑參有一首詩《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涼州七裏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
涼州七裏十萬家，我住下，就是十萬零一家，住下，依次替漢、唐、魏、晉、五涼國做夢，夢見花門樓下醉酒的人，是我，不是我。
玄奘西行取經路過涼州，看到“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旅往來，無有停絕”。
我願隨玄奘西行的足跡在河西四郡慢悠悠轉著飽個眼福，過了石羊河、過了黑河、過了疏勒河，在敦煌榆林窟那幅唐僧取經圖前，學著唐僧雙手合十作揖的姿勢，也作個揖，然後，一臉風沙模樣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