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隴西、北地的社會狀況
曆史學界所說的西漢前期，大體指從劉邦稱帝，中經惠帝、高後、文帝、景帝，到武帝即位以前的60餘年（前202—前141）。這一時期，在最高統治集團內部一再發生動亂，先是劉邦誅殺功臣，然後是諸呂專權及其覆滅，以後又是七國之亂。但在治理百姓方麵，大體是實行無為而治、寬儉愛人、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漢書·景帝紀》班固論讚總結道：“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甘肅地區的百姓和全國各地的百姓一樣，在經曆長期戰亂之後，終於得以安定地從事生產生活，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
在楚漢戰爭中勝出的劉邦建立漢朝以後，麵對的是經曆長期戰亂，人民離散，戶口損耗，土地荒蕪，經濟凋敝，國貧民窮的嚴重社會狀況。史書載，“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漢朝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安定社會，恢複生產。甘肅之隴西、北地二郡，在秦末和楚漢相爭時，除了北邊部分地方被匈奴占有外，沒有經受多少兵燹，加以較早為漢王所領有，漢臣已經對地方進行了初步建設，所以在漢王朝建立以後，甘肅雖然“少民”，其社會狀況卻明顯好於經過戰火蹂躪的中原地區。
劉邦剛剛稱帝，就“兵皆罷歸家”，下詔優恤軍士和傷亡家屬，招撫流亡，勸民歸田。《罷兵賜複詔》雲：
諸侯子在關中者複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複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複其身及戶，勿事。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嚐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這一詔書的內容，一是關東各地參加起義的士卒，複員留在關中（包括甘肅地區）的，按功勞給以土地和住宅，免除其12年徭役賦稅；回關東的則減半，鼓勵他們留在關中參加地方恢複和建設。二是給無罪或已赦罪的軍吏賜給不同的爵位，凡七大夫以上的就給以食邑，而且免除其本身及全家的徭役賦稅。三是勸告戰爭期間聚保山澤的百姓回歸本籍，恢複其原有爵位，返還其田地、住宅。四是對因饑餓而自賣為奴的人恢複自由民的身份。五是提高七級以上爵位擁有者的地位，與縣令、縣丞對等。六是要求地方郡縣官吏及小吏要善待複員的士卒，妥善安置，否則加重處罰。劉邦出身社會下層，對小吏欺壓百姓深有感受，所以他才能在詔書中指斥小吏，要求守、尉、長吏嚴加教訓，他還要派遣人員下去調查，如有違背詔書要求的，將予以重懲。這些措施，使西部尤其是甘肅地方的人口增加，荒廢的土地得到墾殖，農業生產開始恢複。由於甘肅地區參加楚漢戰爭的人數較多，加之鼓勵關東士卒留在關西，給他們爵位田宅，提高他們的地位，培育出許多軍功地主，有利於地方經濟的發展。高祖八年又下詔各縣給戰爭中陣亡者給以衣棺，予以安葬。十一年，給跟隨劉邦入關的士卒以更大的優待，終生免除賦稅徭役。史載，“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複終身”。
為了增加勞動力、發展農業生產和安定社會，西漢前期還實行了許多具體措施。高帝規定：“民產子，複勿事二歲。”通過免除兩年賦役來表示對生育孩子的照顧。惠帝六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就是在生育年齡的女子如果不結婚就要征收600錢的算賦，以鼓勵婚育，增加人口。漢初幾位皇帝一再強調糧食生產的重要性，提倡農業生產，鼓勵尊老孝悌的風氣。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帝時開始實行的“三老、孝悌、力田、廉吏”獎勵活動。文帝十二年詔書言：“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雲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從惠帝到景帝，一再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使包括甘肅在內的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本來，按畝計征實物的土地稅，周朝是十稅一，秦朝時據說是“泰半之賦”。漢惠帝繼位（前194年），“減田租，複十五稅一”。古注引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複之也。”從其中的“初”字看，高祖本來已經實行十五稅一，後來因為戰事費耗過大，不得不停止執行，現在重新恢複實行十五稅一，使百姓的田稅負擔減輕。漢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詔令“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隻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稅，雖然是臨時性的，卻也有益於民。十二年下詔“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其除田之租稅”，是全部免除土地稅。當然，這種辦法實行的並不長久。景帝元年下詔“令田半租”，“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紀》《誌》記載不同，很可能是一件事。從一方麵看，是不再全部免除土地稅，從另一方麵看，又是漢朝真正定製實行三十稅一田賦。農民賦稅的減輕，在曆史上這已經是無以複加了。除了田稅以外，漢朝還有人頭稅。漢王四年，“初為算賦”。如淳注：“《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這是漢朝征收人頭稅的開始。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就規定諸侯王、通侯及各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稅率已經減了將近一半。到文帝時，“民賦四十”，更低了。景帝時恢複為120錢，成為定製。田稅和算賦一再降低，甘肅地區農民的負擔當然也極大地減輕了。
西漢前期，百姓的力役也比較輕，甘肅等地的勞力除了按規定服力役以外，見於史書記載的較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主要有修築封邑和縣治的城牆以及長安城的修築。高帝六年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就是要求所有封邑和縣城都修築城牆，甘肅地區也不會例外，而築城牆的勞力當然是地方百姓。《漢書·惠帝紀》載：“春正月，城長安。三年春，發長安六百裏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春正月，複發長安六百裏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級。”據《三輔黃圖》卷1記載，長安城“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上闊九尺，雉高三阪，周回六十五裏。城南為南鬥形，北為北鬥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鬥城是也”。隴西郡之綿諸以東，北地郡之方渠、馬領以南，都在長安城之六百裏的範圍之內，兩郡百姓被征召參加修築長安城，為都城的建設流了汗、出了力。
經過幾十年富民政策，甘肅地區的經濟得以恢複和發展，並形成了獨有的特色經濟。司馬遷在描述甘肅等地經濟狀況時，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
西漢沿襲秦朝兵製，在各郡國實行征兵製度。《漢書·高帝紀》應劭注：“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禦、騎馳、戰陳（陣），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漢初提倡民眾養馬，隴西、北地等地牧草優良，曆來有養馬的傳統，當地百姓從小就有好武、能騎、善射的習俗，所以騎士較多。騎士的任務，要學習和訓練射箭、駕車、馳驅和打仗，每年八月，郡縣長官就要集中騎士舉行比賽，評定優劣。而邊郡的郡尉要率領騎士在邊塞巡邏、舉烽火和追殺敵虜。騎士還要接受朝廷的調遣，執行特殊的軍事任務。隴西、北地等郡麵對著不斷侵擾的匈奴勢力，當地百姓和騎士總能自覺地拿起武器自衛，配合邊防軍隊作戰。隴西、北地、上郡的車騎在全國各郡中最為精銳勇武，受到朝廷重視。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劉邦決定親自率軍平叛，形勢十分嚴峻，為了保證後方安全和政令的暢通，劉邦下令征發隴西、北地等地車騎為監守都城的皇太子的衛隊。史言：“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這一時期，史書中記錄了甘肅的一些自然災害和特殊現象。漢惠帝二年（前193年）正月“地震隴西，厭（壓）四百餘家”。據國家地震局編《中國強震簡目》稱，此次地震的震級為六至七級。惠帝三年（前192年），“隕石綿諸，一”。高後二年（前186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這次地震還是六至七級，破壞比較嚴重，“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複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複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自然災害給百姓的生命和財產造成損失，漢景帝用出賣爵位的辦法籌集賑濟災民的物資錢糧，受災百姓得到一定的救濟。
西漢在建立新的祭祝禮儀過程中，也在甘肅地區進行了一些祭祀活動。最重要的是所謂五畤。本來秦國就有關於農業的畤祭，在其發展過程中，隨著其統治中心的東移而不斷設置新的畤祭場所，分別是西畤、鄜畤、上畤、下畤、畦畤、武畤、好畤、泰畤等。西畤在今禮縣人先山，武畤和上、下畤在今華亭境，畦畤在今陝西臨潼東北，泰畤在今陝西淳化北，好畤在陝西乾縣東。這些畤經曆了長期的演變，有興有廢，到秦朝末年，隻餘鄜畤、密畤、吳陽上畤和下畤，共四畤。漢高祖時，將畤祭場所設為五。《史記·封禪書》載：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這是說，漢高祖新設北畤，以與五帝及五行相合，而進行祭祀。五畤之祭是漢代最重要的祀典，西漢皇帝曾先後151次進行規模盛大的畤祭活動，僅高祖和文帝就有31次。此外，在朝那縣“湫淵，祠朝那”。在西縣，“西亦有數祠，各以歲時奉祠”。漢文帝前元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縣，於是命魯人公孫臣“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草土德之曆製度”。
[1]《史記·平準書》。
[2]《史記·劉敬列傳》。
[3]《漢書·高帝紀》。
[4]《漢書·高帝紀》。
[5]《漢書·惠帝紀》。
[6]《漢書·食貨誌》。
[7]《漢書·惠帝紀》。
[8]《漢書·文帝紀》。
[9]《漢書·景帝紀》
[10]《漢書·高帝紀》。
[11]《漢書·賈捐之傳》。
[12]《史記·貨殖列傳》。
[13]本段引文見《漢書·五行誌》及《高後紀》《史記·平準書》。
[14]參見汪受寬《疇祭原始說》（《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15]《漢書·郊祀誌下》：“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
[16]本段及下引兩段皆見《史記·封禪書》。
[17]《史記·張丞相列傳》。
二、漢匈和親
秦漢之際，冒頓單於所建立的匈奴帝國，統治了大漠南北的廣大地區，對剛剛建立的西漢政權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匈奴貴族經常率領騎兵南下，掠奪西漢北部邊郡的人口、牲畜和財物。北地郡、隴西郡首當其衝。高祖六年（前201年）九月，冒頓單於甚至對漢朝新徙封於太原郡以守邊備胡的韓王信發動攻擊，將其包圍於馬邑城（今山西朔縣），韓王信投降，並與匈奴一起進攻太原。次年初，漢高帝劉邦親率30萬大軍迎擊韓王信及匈奴兵，收複晉陽，聽說冒頓單於居代穀（今山西繁峙西北），遂率兵北擊，兵鋒直達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但由於輕敵冒進，劉邦和他的先頭部隊被冒頓單於圍困於平城白登山達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隊斷絕了聯係。後來，漢高帝采用陳平的計謀，向冒頓的閼氏行賄，才得脫險。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圍”。漢朝大軍與匈奴的第一次交鋒顯示，在軍事實力對比上，新建立的漢朝處於劣勢。曾出使匈奴，對漢匈形勢極為了解的劉敬向漢高帝獻和親之策，說：“天下初定，士卒罷（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誠能以適（嫡）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於。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於。豈嚐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由於呂後堅決反對以嫡長公主和親，漢高帝隻好以外庶人家女子名為長公主，嫁給單於為閼氏，雙方正式和親，約為兄弟。和親條約規定雙方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於；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製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漢朝每年還以一定數量的絮、繒、酒、食等作為“歲奉”送給匈奴。雙方開放“關市”，兩族人民互通貿易，以此緩和與匈奴的緊張關係，締結雙方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