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關於《蘭亭集序》的諸多爭論，將這本千古名作一會兒推向深淵，一會兒又擁向浪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呢？《蘭亭集序》中還有多少秘密我們無法解開呢？
《蘭亭集序》鑒賞與下落
東晉有一個風俗，在每年陰曆的三月三日，人們必須去河邊玩一玩，以消除不祥，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二位，到蘭亭的河邊修褉。大家一麵喝酒，一麵作詩。
作完了詩，大家把詩搜集起來，合成一本《蘭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這時王羲之已醉了，他趁著酒意，拿起鼠須筆，在蠶繭紙上，揮起筆來。這篇序文，就是後來名震千古的《蘭亭集序》。此帖為草稿，28行，324字。記述了當時文人會集的情景。作者因當時興致高漲，寫得十分得意，據說後來再寫也不能達到這樣的水平。該書貼書法遒勁飄逸，後人評道“右軍字體，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其中有二十多個“之”字，寫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稱之為“天下行書第一”。
王羲之對自己的這一作品十分珍惜，作為王氏傳家寶代代相傳。唐代以後，其真跡失傳，一說在唐太宗墓中，一說在武則天的墓中，但其真實性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現存《蘭亭集序》有唐馮承素摹本、唐虞世南、褚遂良臨寫本和定武刻石本三種，原作麵目如何，隻能借助這三種傳本想象。其中最為著名、保存完好的且為目前通行的是唐代虞世南摹本。
《虞摹蘭亭集序》，唐，虞世南摹，紙本，行書，縱24.8cm，橫57.7cm。
此本質地為白麻紙，係唐代物，一些字有明顯勾筆痕跡，當屬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認為是褚遂良摹本，後董其昌在題跋中認為“似永興（虞世南）所臨”，後世就改稱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標還在卷首題簽“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曆內府藏印，故也被稱作“天曆本”。
此卷用兩紙拚接，各14行，排列較鬆勻，近石刻“定武本”。但點畫與褚遂良摹本相近，點畫較圓轉，少銳利筆鋒。勾描的墨色清淡，氣息古穆。據考證，此本當為唐代輾轉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諸家題跋、觀款17則，鈐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拚紙上所鈐元內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後拚紙下所題小楷“臣張金界奴上進”一行。後隔水所鈐宋內府印，以及第一尾紙上宋代魏昌、楊益題名和明初宋濂跋均係後配。以後接紙上的是明人題跋、觀款。
此卷曆經南宋高宗內府、元天曆內府、明楊士述、吳治、董其昌、茅止生、楊宛、馮銓，清梁清標、安岐、乾隆內府等處收藏。曾著錄於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張醜《真跡日錄》、《南陽法書表》、汪砢玉《珊瑚網書錄》，清吳升《大觀錄》、安岐《墨綠彙觀》、阮元《石渠隨筆》及《石渠寶笈·續編》等書。清代刻入“蘭亭八柱”，列為第一。建國後，一直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蘭亭集序》作者疑案
要肯定《蘭亭集序》，首先要肯定《蘭亭集序》是王羲之的文章。傳統看法是，《晉書》本傳明載《蘭亭集序》係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誌”。不同看法是，《蘭亭集序》出於後人偽托，是在《臨河序》基礎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
清代順德人李文田在汪中舊藏《定武蘭亭》跋文中率先提出這一見解。汪中藏本後歸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應端方之請而寫的。理由如下：一是《世說》注引王羲之文，題作《臨河序》，無傳世《蘭亭集序》述懷大段文字，“則唐以後《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二是蘭亭之會乃仿金穀之會，序文亦擬石崇《金穀序》。《臨河序》、《金穀序》內容篇幅“相應”，而《蘭亭集序》、《金穀序》文次結構“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三是《臨河序》文末40字，為《蘭亭集序》所無，“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據此，李文田斷然否定《蘭亭集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有人則認為相傳的《蘭亭集序》後半文字，興感無端，與王羲之思想無相同之處，書體亦和近年出土的東晉王氏墓誌不類。郭沫若針對“夫人之相與”一段文字提出了自己的論據：一方麵，《蘭亭集序》興懷太悲，與蘭亭會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暢在所因”，“俯瞰綠水濱”，而“《蘭亭集序》卻悲得太沒有道理”。另一方麵，《蘭亭集序》悲憫情感，與王羲之性格不合。蘭亭修禊，王羲之47歲，“以憂國憂民的誌土自居”，本傳亦記其人“以骨鯁稱”，王羲之“決不至於像傳世《蘭亭集序》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
《蘭亭集序》依托何時？
梁代是不會有，郭認為文章必依托於唐代以前，梁與唐之間相距六十餘年。郭沫若進一步考證，《蘭亭集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孫、陳代永興寺僧人智永。郭沫若的觀點遭到高二適、章士釗等人的猛力反駁，高二適認為：第一，王羲之寫此文時並無標目，其標目乃是同時人及曆代錄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蘭亭詩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稱。《臨河序》其實是注家作了刪削的《蘭亭集序》。第二，《世說》注文“有移動及增減處”。文末40字，“是記述禊詩事”，“此或是禊飲中人寫的，劉既刪節右軍文，遂不妨給他添上，這也是注家之能事”。第三，關於思想。本傳稱王羲之“作序以申其誌”，“王羲之的思想有許多矛盾的地方”，“這些矛盾反映在《蘭亭集序》以及詩句的情感變化上”，“則‘人之相與’一大段，確可說是右軍的本文”。章土釗引蘭亭與會者謝安詩“萬殊混一象，安複覺彭殤”以印證《蘭亭集序》“齊彭殤為妄作”，證明《蘭亭集序》正反映出與會者之心態。
唐太宗得到《蘭亭集序》的奧秘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文治武功都屬一流的風流人物。他對王羲之的書法推崇備至，他派人把傳世的王羲之真、草書帖幾乎都收購到手經常臨習，但最大遺憾就是沒有弄到“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終於有一天，李世民派往民間明察暗訪的人回來報告說，《蘭亭集序》真跡在越州永欣寺一個名叫辯才的和尚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