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熊飛宇
中國現代文學，經曆了重寫文學史與重繪文學圖誌的改造和新構之後，其基本麵貌已煥然一新。然而，民族主義文學在文學生態中素來享有惡名，至今仍被橫眉冷對。筆者認為，正是由於民族複興意識與民族憂患意識的共同促發，民族主義文學才具一時之盛。對國民黨而言，既是文化統製的表現，也是文化建設的努力。盡管指控之聲不絕於耳，但仍有廣泛的社會支持和參與。這種由執政黨製定大政方針、政府推行、社會讚助、文士附從的“黨治文化”模式，在現代中國影響深遠。所以，對民族主義文學，有必要進行爬梳清理，以恢複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雖非一尊卻是一元。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主義文學可劃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自1931年至1935年；第二階段，以“戰國策派”為代表，始於1940年，1942年歸於沉寂。之所以不標明具體的月份，是因為這一思潮並非一夜之間突起，然後又一夜之間頓失。其前因後果，均有較長的存留期，具體的年月隻是刊物的創辦和停止的時間而已。對於後者，已有諸多學者開始小心翼翼為之辯誣，故略而不論，現先對前者的生長死滅作一個曆史的概觀。為避免矯枉過正，作者特隱退不作發言，而將史實推到前麵，以期不言自明。
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興起於1930年6月1日成立的“六一社”。由“六一社”倡導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是其發端和興盛的標誌。成員主要有潘公展、範爭波、王平陵、朱應鵬、黃震遐、傅彥長、朱大心、邵洵美、葉秋原、李讚華等。其主要刊物有：
1.《前鋒周報》。1930年6月22日創刊，1935年5月31日出版44、45期合刊後終止，共出26期（或45期――劉炎生）。所刊文章，多是關於民族主義文藝基本理論，或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加以鼓吹和詮釋。
2.《前鋒月刊》。朱應鵬主編。1930年10月10日創刊，1931年10月20日出至第3卷第1期終刊，共出7期。作者主要有：範爭波、葉秋原、汪倜然、易康、傅彥長、陳抱一、李讚華、李金發、王道源、徐蘇靈、穀劍塵、倪貽德、黃震遐、萬國安、汪馥泉、華林、胡仲持、李寶泉、陳之佛等。《黃人之血》、《國門之戰》、《隴海線上》等均登載於此，並成為民族主義文學的代表之作。《前鋒》借左聯刊物《前哨》之名，自詡為“前進的、民族主義的唯一的刊物”，它“以突破中國文壇當前的危機為任務”。正因其發刊《前鋒周刊》和《前鋒月刊》，故自稱前鋒社；又因《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發表於1930年6月1日，人稱“六一社”。
3.《現代文學評論》。李讚華主編，1931年4月10日創刊，1931年10月20日終刊，共出7期。主要撰稿人有：李青崖、傅東華、謝六逸、汪倜然、朱應鵬、顧仲彝、溫梓川、段可情、楊昌溪、彭成慧、周樂山、毛一波、李寶泉等。上述三個刊物，主要創辦於上海，即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的大本營所在地。自上海揭櫫之後，在南京，多有聲求氣應者。一是開展社，明確表示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竭誠擁護，傾力相助。其成員皆青年，如潘孑農、曹劍萍、卜少夫等。所辦刊物有：《開展》月刊（1930年8月8日創刊）、周刊，《矛盾》月刊、周刊，《青年文藝》和《活躍周報》。二是線路社，以南京市政府小職員為主幹。有《橄欖》月刊、半月刊和《線路》、周刊等。三是流露社，寄生於拔提書店，辦有《流露》月刊。四是長風社，有《長風》半月刊，在1935年8月15日的發刊詞中宣布“本刊的使命”：一是介紹世界學術，二是發揚民族精神。另外，據範爭波言，尚有上海《申報》的兩個副刊《藝術界》、《青年園地》，以及李焰生主辦的《新壘》等。
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文學形成浩大廣延的聲勢，然而行之未遠，由於左翼陣營的猛烈抨擊，其勢頭受到阻遏；至1931年底，開始偃旗息鼓。其代表刊物相繼停刊，而中流砥柱《前鋒月刊》停刊前僅售出3本。是為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第一時期。
1931年“9？18”事變和1932年“1？28”戰爭的爆發，點燃了中華民族反帝愛國的怒焰。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受其鼓舞，重拾刀槍，卷土再來。1932年10月，在杭州創辦《黃鍾》周刊。次年3月改為半月刊，直至抗戰前夜。1933年4月，由潘公展創辦《汗血月刊》，其總口號為“快幹、實幹、硬幹”，“文化剿匪”也得以出籠，標誌著民族主義文藝思潮的登峰造極。1934年，江西南昌創辦《民族文藝》月刊《國民文學》，汗血書店發行。撰稿人主要是：黃震遐、萬國安、曾今可、向培良等，共出六期。在此帶動下，《進展》、《前途》、《華北月刊》、《文化建設》、《鐵血》、《動力》、《政訓導報》、《讀書顧問》、《幹》、《文藝半月刊》、《文化新聞》、《黨言》、《新生活》以及《人言周刊》、《社會月刊》等，也紛紛披掛上陣，左衝右突。但由於“左聯”和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學陣營橫刀立馬，終於在1935年衝破了文化圍剿的重圍。隨著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解體，民族主義文藝思潮再度銷聲匿跡。1937年在廣州又出現《時代文藝》，但已是強弩之末。此為第二時期。
對於“民族主義”文藝思潮，“左聯”以《前哨》――《文學導報》為主要陣地，自1931年8月20日到1931年10月23日，連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從理論到文學創作，進行全方位的駁斥。這些文章主要有：1.刊載於《文學導報》第1卷第3期史鐵兒（瞿秋白）的《屠夫文學》（該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時，改名為《狗樣的文學》），指出“民族文學”實為殺人放火的文學。
2.《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發表了石萌（茅盾）的《“三民主義文藝”的現形》，揭發民族主義文學的本相是“法西斯帝的文藝”。3.晏敖（魯迅）的《“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則發表在1931年10月23日《文學導報》第1卷6、7期的合刊上，把“民族主義”文學歸為“寵犬派文學”和“流屍文學”。茅盾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的思想背景和理論根據加以拆解，從中離析出四種原料：1.戴納理論，即民族心理、地域品格與時代精神三者的結合；2.18世紀以後歐洲各民族國家形成的曆史；3.19世紀後期開始，直至現代的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事跡；4.對歐戰後文藝上出現的各種新奇主義如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的曲解。不僅如此，其文學創作也受到猛烈的抨擊。民族主義文藝家引以自豪的多是下述幾部作品：萬國安的《刹那的革命》、《國門之戰》、《準備》以及黃震遐（1910―1974）的《隴海線上》、《黃人之血》、《大上海的毀滅》。而魯迅、瞿秋白、茅盾則逐一指出其變態和窳劣之處；至於生活的真、道德的善與藝術的美，全然無跡可尋。這些批判，促成了民族主義文藝的枯萎。與此同時，“自由人”胡秋原也曾褫皮抉心，使民族主義文學最終一命嗚呼。
“民族主義”文學的產生，自有時代背景，昭見其曆史必然性。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國民黨在形式上實現了國家的統一。1930年5―11月，“中原大戰”爆發，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通過這種大規模的軍閥混戰，以及對紅色武裝割據政權的圍剿，不斷地在軍事上剪滅異己，弭縫分裂，在全國範圍進行強製而激烈的政治整合，並在一黨專政的形勢下，加強和鞏固國家的統一。國家的統一，毫無疑問，代表著民族的共同追求。由於中國的經濟還遠未融入世界經濟體係，基本上可以自成一格，獨立自保，因而1929―1933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中國影響甚微；尤其是長江下遊幾省，在短時期內還形成了有限的繁榮。這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進了民族認同。民族複興意識得以逐漸高漲。同時，這種民族情緒，又將以一種民族向心力指向中央政府，指向執政黨，並進而指向最高領袖。另一方麵，民族憂患意識也並未消除。強鄰環伺自不待言；而1931年的“9？18”事變與1932年的“1？28”戰爭，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民族怒焰，再度噴發。“強國保種”的呼聲與日俱高。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更多的還是這一時代氛圍的產物，並非如論者通常所說，是對人民感情的欺騙。除此之外，民族主義文學，之所以獨標“民族主義”，也是從孫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中？繹而出，加以尊奉和推展。同時，針對“三民主義文學”中心意識的缺失，遂以“民族主義”為文藝的“最高意義”和“偉大的使命”。
“民族主義”文學有理由被視為由國民黨策劃、發動和培植。首先，這一運動就源自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陳立夫、陳果夫的指示與支持。其次，據“左聯”的揭露，《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是以重金收買槍手炮製而成，經過多次討論，最後由國民黨宣傳部批準，是當局文藝政策的權威性綱領。再次，“六一社”的主要成員大都具有國民黨的官方身份，如：潘公展，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上海市政府委員、社會局長；王平陵，國民黨南京《中國日報》副刊編輯、電影檢查委員會委員；朱應鵬，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委員；範爭波，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警備司令部偵察隊長兼軍法處長；黃震遐，國民黨中央軍校教導團軍官。其餘如葉秋原、傅彥長、李讚華、邵洵美、汪倜然等人，也被廖超慧稱作“儒士王權依附者”。最後，據1932年5月25日《矛盾月刊》第2期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壇總結算》（參見思揚《南京通訊――三民主義的與民族主義的文學團體及刊物》），所有這些民族主義文學社團和文學刊物，均能從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領取津貼。
其實，國民黨也更有理由製定文藝政策，發展文化事業。作為當時的執政黨，製定文藝方針和政策，也是份內之事，否則就是“荒政”；而作為當時公認的中央政府，不執行現代國家的社會職能，以開展文化建設，顯然就是“怠政”。而“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即使作為國民黨的文化運動，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應該說，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運動，它與三民主義文學、新生活運動以及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構成一個有機的係統工程。在大局甫定的情況下，國民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漸由軍事、政治領域向經濟、文化領域？側，文化統製也就成為一個執政黨的慣常選擇。1929年5月，國民黨召開全國宣傳會議，蔣介石親臨訓話。針對過去宣傳工作“散漫而不統一”的嚴重缺陷，作出兩項重大決議：
1.“創造三民主義文學”，2.“取締違反三民主義之一切文藝作品”；並明確規定：“三民主義文學”為“本黨之文藝政策”。林振鏞在《什麼是三民主義文學》中指出，“三民主義文學”就是“以三民主義為原則而建設的革命文學”，所表現的基本精神，主要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宗法製度”、“喚醒民族尚武”、“恢複吾國固有道德”等五種。後來，由胡漢民張羅，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0年6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國文藝社，主要成員有王平陵、鍾天心、左恭、繆崇群等；並於同年8月15日創辦《文藝》月刊，至1941年11月終刊，共刊出125期，另有“號外”一期，鼓吹“三民主義文學”。不過，隻有口號，沒有創作，基本上如魯迅所說“無所作為”。1934年初，蔣介石在南昌多次發表演說，倡導“新生活運動”，要求以“禮義廉恥”四德為“新生活運動的基本原則”和“中心準則”，實行“國民生活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1935年，陳立夫到上海召集陶希聖、何炳鬆、黃淩霜等人商議，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學會”，由陳立夫親自擔任總會的理事長。1935年1月10日，南京、上海、北平十位教授――王新命、何炳鬆、武？幹、孫寒冰、黃文會、陶希聖、章益、陳高？、樊仲雲、薩孟武，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一時議論風生，頗有百家爭鳴的氣象，參與者多是文化界的袞袞諸公，如葉青、李劍華、王西？、陳序經、胡適、梁實秋、釋太虛、熊十力、張熙（奚）若等。張素民和徐慶譽將“本位文化建設”與“新生活運動”結合起來，認為“新運”與中國民族之存亡，關係至為密切，“它不僅是中國民族複興的轉機，也是世界文化改造的基礎”。而陳立夫則認為文化建設旨在恢複民族自信力，應該以“三民主義”作為其綱領，得到張季同的響應。同年5月10日，十教授又發表《我們的總答複》，宣稱“此時此地”，其需要就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正是有此推波助瀾，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才會重新崛起，以至於沸沸揚揚。《汗血月刊》、《建國月刊》先後辟出“民族主義專號”。《民族文藝》月刊則連篇累牘發表“民族文藝”作品。自然，作為文藝政策的製定者，並不能越俎代庖，直接創造文學的繁榮，因為創作是作家的職能和使命。
為了這一運動的發揚光大，並將其文化政策貫徹實施，在此過程中，抑揚並舉，也成為其配套的手段和有效的策略。因此，左翼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呈此消彼長之勢，一邊蕭索，一邊繁盛。1934年，在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之下，設立了“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由潘公展總攬其事，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之書局、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將原稿呈送該會審查，其內容如有認為不妥之處，得發還原申請人，令依照審查意見刪改；如有嚴重情形的，將原件扣呈中宣會核辦。1934年至1936年兩年內，先後查禁圖書1000多種。並散發《鏟除電影赤化宣言》，嚴令停映“普羅意識作品”，搗毀藝華電影公司；同時還成立“中國青年鏟共大同盟”，發布《警告文化界宣言》，毀壞良友圖書公司和《中國論壇》社等文化機構。在嚴禁和查扣革命書刊的同時，對異己文化人大加摧殘和迫害。1930年，在南京殺害著名戲劇家宗暉。1931年，在上海殺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殷夫和馮鏗，史稱“左聯五烈士”。1932年，在北平拘捕許德珩、侯外廬。1934年，馬紹武率領特務綁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槍殺楊杏佛、史量才，騙監杜重遠等，不一而足。至1934年時，左聯的正式盟員僅餘十數人。左翼文藝損兵折將，幾乎潰不成軍，這讓魯迅怒發衝冠，指斥其殘暴超過了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紀錄。但顯而易見的是，殺人的並不是“民族主義”文藝家，將此怪罪民族主義文學，無異於指鹿為馬。然而，國民黨所開創的“黨治文化”，卻被承襲衣缽，其流波所及，至今仍見“五個一工程”與“國學熱”等。曆史的相似，實在讓人會心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