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四川宜賓師範學院講師
陳傳芝
一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鮑鹹恩、鹹昌兄弟等人以3750元的資本，在上海江西路德昌裏創辦商務印書館。作為一個民營出版企業，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在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興起的時候，它實現了商業化與新文化的共生互湧，既帶來了商務和出版業的繁榮與發展，又為中國近現代的文化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出版與文化的現代化進程。經過三十年的努力經營，商務印書館很快發展為中國最重要的出版社，成為當時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另兩家是McMillan與McGraw-Hill）。16就在它不斷興盛的時，商務遇到了生死存亡的考驗，先後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兩次空前的摧毀與洗劫。商務人開始了艱苦的生存突圍。作為我國現代出版業的先驅和巨孽，商務突圍更多的是文化抗戰，在堅持商業化、通俗普及化的前提下，商務成功地實現了理想與商業的平衡：它既維持了自己的商業生存，又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啟蒙民眾、文化救國的使命。
商務印書館的抗戰應起始於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軍陸戰隊2300餘人向上海閘北發動全麵進攻。他們把目標局限在租界以外，商務的主要建築和大多數車間正在目標內。他們轟炸的目的很明顯。當時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說：“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複。隻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複。”5091月29日淩晨4時40分，日本轟炸機從能登號航空母艦起飛，狂轟濫炸持續了10多個小時，閘北地區陷入一片火海。上午10時許，日機向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總館廠投擲6枚炸彈，炸毀印刷所、製造總廠、棧房以及尚公小學。“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總館廠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達到1633萬餘元。341-345當時的流動資金隻有約200萬，加上賬款清還在即，為免拖累日後複業，同時為減省包袱，提出了停業和解雇上海所有職工的決定。335停業到1932年7月14日，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各大報刊出了複業啟事：“敝館既感國人策勵之誠，又覺自身負責之重，爰於創巨痛深之下，決定於本年8月1日先恢複上海發行所之業務，一麵在上海籌設小規模之製版工廠，借以繼續其36年來貢獻我國文化教育之使命。”8月1日複業那天，“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207的標語懸掛於河南路（福州路口，今上海科技書店）發行所內。此時正趕學生開學之前，商務印書抓緊教科書的供應。王雲五調動所有剩餘資金，運到北京、香港印刷分廠，集中精力趕印秋季教科書。1933年4月，出版了《複興教科書》，接著又相繼編印了大規模的《大學叢書》、《小學生文庫》、《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四部叢刊續編》、《四部叢刊三編》、《叢書集成》、《中國文化叢書》、《世界各國經濟史叢書》、《萬有文庫》第2輯、《幼童文庫》、《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因為沉痛的教訓，商務在複業後有了自己的備戰策略：分散經營、化整為零。第一，將廠房內移，印刷力量轉移到香港和內地各工廠。第二，將總管理處暫遷長沙，同時在香港和上海設立辦事處，分散管理；總經理暫遷香港，主持業務。第三，在顧全全員工利益的前提下，全體職工可考慮在上海、香港和長沙三地留任。第四，因戰時一般圖書的購買下降，故減少書籍的出版量。除仍主要出教科書之外，特別著重加強國人的抗戰意識，注重戰時所需的各種出版。同時為了增長收入，印刷廠承印的外件――政府公債、紙幣和郵票等業務方麵逐年遞增。這樣，經過幾年的不懈奮鬥，1940年商務的總營業數字恢複到1400萬至1500萬左右。87商務由1932年8月1日的複業變為商務的“複興”或“重生”。
可是，好景不長，商務又慘遭巨劫。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影寫版車間、紙棧房及油墨間中彈燃燒，房屋全毀，物資全部化為灰燼。”“12月25日日軍占領香港後，工廠、分館、西環棧房全被查封。財產損失極為嚴重，機器被運走120餘台，銅模幾十箱，鉛字無算，棧房數百萬冊書籍和紙張一無遺存。”148香港、上海（租界也沒法立足）、北京失守，意味著各個主要廠房、機器和原料不能再有效使用，商務的印刷和出版力量大大削弱。總經理王雲五沉痛地說：“港滬所有資產損失殆盡”。香港淪陷時，王雲五正在重慶開會。在重慶以後的日子裏，他開始了商務的“再次複興”工作：將所有能調度的物質與人力，集中於重慶，並按照上海工廠的工作標準和方法，規定渝廠生產；同時又重新確定此段時期的出版策略，主要集中於教科書和編印部分叢書、文庫等。當時的商務總管理處駐渝辦事處和編審部隻能暫且在簡陋的重慶分館後院辦公，條件相當艱苦。“編審部設在一間統房裏，除過道外，連接著七、八張桌子，編輯們就在這裏工作。”總經理的工作室，“就分館書棧房中以木版隔一小室，占地僅一方丈”，戲稱為“方丈之地”。329其時，重慶分館僅有13萬元法幣的現款，尚不足應付重慶分館廠1個月的開銷，整個商務岌岌可危。
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殘酷性和擴張性的加劇，商務的境況愈來愈窘迫。生存的空間組建縮小到“方丈之地”，戰前40多家分支館，有34處分支館和各地工廠被日軍轟炸、查封，機器設備大部分被毀壞或被日軍占用。除此外，還有大量的圖書被日軍洗劫。“一二八”中圖書沒收462萬冊。商務印書館出版部的出版記錄卡片全部被毀，致使複業後重印書的印次無法同以前的印次銜接，於是用“國難後第一次”重新開始記錄印次，在“‘一二八’後重印的書版權頁上都印有‘國難後第幾次’字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幾天裏，上海和香港兩地被沒收的商務藏書就多達1520萬冊。日本憲兵，隻要看到“蘇聯”、“日本”、“國難”等詞彙，不論具體內容是什麼，就一律抄沒。先後的兩次國難，幾乎將商務浩劫一空，毀於一旦。
商務在抗日的炮火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在日本的軍事轟炸與文化圍剿中，驗證了其頑強的生命力和活力，這是商務人，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寫照。廠館被毀、經濟損失慘重、通貨膨脹，在商業方麵使商務在死地而後生的情形下獲得複興。日本侵略者的圖書焚燒與沒收、查封和國民政府的圖書出版檢查，在文化方麵更加促使商務人覺醒，同時也更靠近民眾，更懂得文化救亡與文化建設的意義。
二
兩次國難，雖然物質文化損失慘重，但在精神層麵卻激發了商務的活力，商務人的民族責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徹底的喚醒。“一？二八”在上海造成的停業與整頓，可以說是商務精神的轉折點。國難前的商務印書館，作為近代的現代出版企業，內部的人事關係存在著很多封建保守滯後的因素。商務內部關係盤根錯節，主要以“親緣、地緣、學緣”為紐帶的模式，其中又分“教會派”與“書生派”，“新人”與“舊人”。這種地域性的裙帶關係和派係矛盾，使商務的人力資源內耗頗多且流失嚴重。就拿編譯所來說，有些有後台的人，“長年既不編，也不譯，隻見他這裏瞧瞧，那裏看看，或者與人咬耳說話”。這完全不利於商務的科學管理和進一步的發展，妨礙了商務的現代化進程。在“一？二八”後的停業與複業過程中，總經理王雲五對此進行了改革。據王雲五稱，複業第一年商務員工總數是1048人，重新聘用的舊人有1030人，被解雇的舊有職工2000人。改革中取消了編譯所，取消了商務在上海的印刷業務。取消編譯所，改設編審委員會，意在集合全國著作家之作品而不專顧館內同人之著作。將商務的“教會派”控製著的商務的印刷業務解體，借以削弱“教會派”的權利基礎。這種人事部門的改革，如果沒有一？二八的國難，是很難徹底進行的。有了戰爭背景所產生的支持和諒解，既是國民精神的提升，在商務來看又表現為一次文化和企業現代化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