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原初母性？雙性同體？雙重身份從女性批評視野分析重慶抗戰文學中的三個女性形象
中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
譚言紅
自1937年蘆溝橋燃起戰火，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就從一個邊緣化的西部城市突轉為全國的中心，在文學方麵，也開始了她這段伴隨著硝煙與戰火的苦澀的書寫曆程。作家們紛紛彙聚這座山城，描繪抗戰時期這個特殊曆史階段的世態百相。他們帶著不同的思想感情，采用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在作品中塑造了抗戰時期千姿百態的女性形象。在這幅女性群像中，有艾蕪筆下的石青嫂子，路翎筆下的萬同華，老舍筆下的呂以美，這些男性作家創作出的女性人物，或是有深厚的母性，或是有男性氣質，或是承擔著雙重身份，她們作為不同人物類型的代表，體現出性別問題不隻是女性所關注的問題，在對人物性格的縱深挖掘中，凝聚著男性作家對於女性的思考，而這些思考在當今現實語境下又有了進行重新闡釋的可能。本文從女性批評的角度切入，以新的視角來觀照這些抗戰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在對曆史的回顧中，更好地理解抗戰這個特殊時期所造就的特殊文學。
一。自我意識最小化與母親身份最大化――艾蕪筆下的石青嫂子
隨著五四運動對人的解放的宣揚，五四先驅也關注到婦女解放的問題，認為要使婦女具有獨立價值和個人品格，前提是“使女子有了為人和為女的兩重的自覺”（周作人《婦女運動與常識》）。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下，女性的自我意識也逐漸被喚起，但真正關注作為獨特個體的自我，把自我命運與社會聯係起來的隻是少數知識女性。她們在那個特殊曆史階段，處於古老傳統和現實挑戰的夾縫地位，“妻子或愛人即應是傳統的賢妻良母，同時也應是他們精神上的扶助者和對話者。然而曆史又沒能為女性的這種雙向發展提供足夠的基本條件和可能，”因此知識女性徘徊在“回來”與“墮落”的交叉口上。而未受過教育，沒有文化的底層婦女由於缺乏較清醒的自我意識，她們就少了這種猶豫和困惑。對於封建倫理道德，她們不經思考全盤接受，認為當然。正如魯迅所說“中國女人隻有女兒性，母性，沒有妻性，妻性是逼出來的”。（魯迅《而已集》）艾蕪筆下的石青嫂子就突出地顯示了解放前中國婦女的這兩種性格特征，她們生存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丈夫和兒女，在她們身上，喪失了自我主體性，自我意識已被降低至零。石青嫂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在石青被抓壯丁後，她日夜等待他回到家中，“當家人給她一個渺茫的希望，如果她曉得石青在哪個地方，天遠地遠，她都願意帶著孩子去找。”時間長了，石青恐怕永遠回不來了，石青嫂子“白天則癡癡地在河邊站過，伸手摸過可以掛索子的樹枝，”她所依附的當家人沒有了，她就成了無根的藤蔓，失去了生存的心理基礎，雖然憑她勤勞的雙手她是可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的，這從後麵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怎樣辛勤勞作在田地裏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然而經濟上的自足不能改變精神和情感上的依附處境，她處於真空的自我意識，是對封建男權中心文化對女性心理控製的有效說明。她不僅是在現實生活中受到舊社會的壓迫，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對男權的從屬心態。她對當家人有心理上的依附，“當家人”這個語言符號已明確地體現出她將自己置於從屬地位。而她最終沒有自絕的理由是“因了五個孩子的影子，掩映在眼前……使她一時忍不下心來”。
丈夫走後，順理成章地，她的心理依賴從丈夫轉向了孩子，生存意義的砝碼全部加在了孩子身上，自我仍然是缺失的。這時母性是她唯一的生存理由了。她的個人價值就在於把孩子們拉扯大。後來吳老爺強占土地，她不得不遠走他鄉，在無奈和淒涼中她痛苦的心在孩子們那裏得到安慰“聽見孩子們的一路滿有生氣的笑聲，便又鼓起勇氣，咬定牙巴地想‘不論啥子艱難困苦，我都要養大他們的！’”這是被不少研究者評論過的偉大的母性。她頑強的韌性和追求生命延續的意誌，從女性批評的角度來說，來自於對母親身份的無意識認同。母親身份（motherhood）作為女性批評的術語，發端上世紀七十年代，指女性作母親的經曆和社會對女性做母親的社會建構，也有人將它譯為母性。艾德裏安？裏奇認為母親身份一方麵是對女性影響非常大的人生經曆，另一方麵又是父權製界定和控製女性的社會機製。當石青嫂子全部的生存意義等同於對兒女的撫養，此時母親身份達到了最大值，這其實也契合了男權社會對女性作為母親的規範。而她的母性因她未接受過教育而顯得坦率和毫無虛飾，也因此更純粹，更完整，更富有犧牲精神，更接近於作為人類生命源泉的母性。汪樹東指出“女性自然精神中的‘女性’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作為母親的女性，她是人類最終生命的源泉，與大地、自然緊密相關；一是相對於男性的女性，她是人類生命中離原初的完整性更近的存在，同樣與大地、大自然緊密相關。”石青嫂子應該屬於第一類的範疇，作為母親的女性，她是孩子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得以延續的保證，是繁衍和撫育後代的責任承擔者，她對土地有著發自內心的熱愛，她健壯的身軀在未受汙染的田地上勞作的身影與自然和諧地融為一體，構成一幅田園牧歌式的場景，而這幅場景的背後，是純粹母性對個人品格和個體自由的完全淹沒，是自我意識的失落。在她身上，也是在大多數舊社會的婦女身上，母性與女性自我意識成為相互對立的因素，非此即彼，要麼服從男權社會的規範，要麼成為一個極端的叛逆者，如安娜？卡列寧娜為了追求個人自由而拋家棄子。對此，劉慧英形象地比喻為“在母性的泥濘中跋涉”，隻是知識女性意識到了這一跋涉的艱辛與掙紮，而底層勞動婦女並不對此進行思考，她們把母性最大化作為倫理規範從而視為當然。也因此，在她們身上，作為母親的堅韌與對丈夫和兒女的心理依附矛盾地統一起來，將自我意識。
二。雙性同體的鄉下女兒――路翎筆下的萬同華
與石青嫂子不同的是路翎《財主底兒女們》中的萬同華。這部小說已有多人研究過，而其中的萬同華是一個被研究者忽略的角色。我個人認為，萬同華並不是有學者以為的“呆板，無可取之處”的人物，從整體看來，作者對這個人物是認同的，尤其肯定了她冷靜，清醒的性格，而這些性格就較為典型地刻畫出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女性，用西方女性批評術語來說，就是“雙性同體（androgyny）”。“雙性同體”是女權或女性主義批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始見於英國早期女權主義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她在《一間自己的屋子》裏借“雙性同體”探討了創作問題。她認為“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在這兩種力量一起和諧地生活、精誠合作的時候”。在現代心理學理論中，榮格提出過“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原型概念。阿瑪尼原形是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麵，阿尼姆斯是女人心理中男人的一麵。榮格說“每個人都天生具有異性的某些特征”。由此可見，雙性同體在心理上指的是人格中同時兼備強悍和溫順、果敢和細致等跨性別特征。這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同男性中心的單一標準相對抗，也可看作對性別二元對立進行解構的一種最初嚐試。雖然這是一個西方文學批評術語，但漢語語境中花木蘭等雙性同體的文學人物的塑造表明了中國文學傳統中也有不遵從男權社會權力話語的另類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