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戶大學研究員
田中剛
前言
至今為止，有關抗日戰爭時期內蒙古曆史的研究，大多數是以國民政府、“偽滿洲國”、“蒙疆政權”等各自的勢力範圍為對象，分別研究他們各自的民族運動和民族政策。但是，蒙古族王公大臣與漢族地方政權以及日本占領的地域之間，圍繞蒙古族未來社會的構想卻經常有著各種交流與衝突。筆者著眼於各地域之間的交流與相互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探討抗戰時期在內蒙古地區盛行的“成吉思汗祭祀”這一宗教儀式。就筆者所知，至今尚未有從該角度進行分析的研究。
本課題由以下兩部分組成。第一，介紹抗戰時期盛行的“成吉思汗祭祀”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如何形成、開展的；第二，分析討論“成吉思汗祭祀”對於蒙古族民族主義的形成有什麼樣的意義，國民政府地區、中國共產黨的陝甘寧邊區、“蒙疆政權”地區分別是如何舉行祭奠儀式的，以及祭祀與當時的抗日民族主義有著怎樣的交叉等問題。
1.成吉思汗祭祀與內蒙古自治運動
1930年初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旗長德王是一位開明的王公，他得到了北平和南京蒙古族青年的支持，作為年輕的領導人展露了頭角。1933年7月、10月，德王等召集內蒙古西部的各旗王公大臣召開了自治會議。並向國民政府發出了要求“高度自治”的“自治通電”。其中在10月第2次發的“自治通電”的開頭，如此稱讚成吉思汗道：“我們蒙古族的祖先成吉思汗，他橫掃亞歐大陸，使其民眾臣服；他平定中原，使中華兒女生活安定、繁榮；他拓展了中國的版圖，開辟了曆史的新紀元；他為東亞民族增光，使東方成為世界文明之源。”
蒙古族王公大臣與國民政府之間，圍繞“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蒙政會）的設立，展開了交涉。1934年2月，在國民政府第397次中央政治會議上批準設立蒙政會。4月23日，蒙政會的成立典禮在綏遠省的百靈廟舉行。在開幕式之前，蒙古王公大臣們40人在會場後方的大殿裏祭祀成吉思汗的神靈。之後，在成吉思汗靈前舉辦的成立大會上，約300人的出席者向國民政府的兩旗、孫中山像、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然後宣讀了國民政府領袖孫中山的“遺囑”，蒙政會委員進行宣誓，接著是綏遠省政府代理致賀詞、蒙政會委員致答詞，最後進行了紀念留影。大會決定由雲王任蒙政會委員長、索王任副委員長、德王任秘書廳秘書長。從北平和南京來了許多蒙古族青年參加了成立典禮。這樣，把成吉思汗作為民族統一的象征加以利用的政治伎倆與自治運動的開展便一同被實踐起來。蒙古族青年們並非是支持王公大臣們，但是，王公大臣以成吉思汗的後裔自居，因此，蒙古族青年們就很難拒絕王公們的政治指導。
蒙政會的成立鼓舞了北平的蒙古族青年。1934年5月4日，在北平蒙藏學校舉行的“成吉思汗紀念大會”有數百人出席。會場掛的對聯上寫著“回顧成吉思汗橫掃亞歐大陸完成帝業的曆史”、“展望蒙古族青年主掌盟旗複興民族精神的未來”。青年們把蒙政會的成立與成吉思汗的偉業結合在一起，用“複興蒙古”來激勵自己。這次大會的主席富光亮主張：“青年要以發揮固有的勇武精神，複興墮落的蒙古為目標。”大會上，某學生發表了“畢業後也不與腐敗的王公大臣和蒙古族的政客們同流合汙”的演說。
在中國社會，成吉思汗長期以來都是“殘酷的殺戮者”的形象，而自治運動想要改變這種形象。一蒙古族青年如此主張：“身為成吉思汗子孫的我們應該繼承他的遺德，竭盡誠意紀念他，並宣傳他的偉大。同時駁斥對他的毒辣批判，為他恢複名譽也是我們的責任。”這其中也包含了對漢民族歧視少數民族為夷狄這一傳統觀念的批判。
1935年4月23日，時值成立1周年之際，蒙政會在百靈廟召開了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這一天是陰曆3月21日，也就是成吉思汗祭祀中的春季大祭日。因此，在開會之前舉行了“成吉思汗誕生紀念典禮”。上午9點，蒙政會委員、職員、王公大臣們集聚在用蒙古包搭建的禮堂裏。典禮上，德王代表蒙政會向成吉思汗像獻上綢緞、一頭羊、酸奶、酒、水果等祭品，還演奏了蒙古音樂和吟誦了“成吉思汗紀念經”。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直係親屬，他聲稱自己是“民族統一的象征”之後裔，而使其作為掌權者的正統性進一步強化。但是，德王自己最初並沒有想到要利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這一身份，據德王的回憶，這是他周邊的人教唆的結果。
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是決定蒙政會活動計劃的一次重要會議。但是，出席會議的王公大臣和委員卻十分少，這是因為自治運動太過躁進改革使王公大臣們對它敬而遠之。28名委員中第一天集聚的委員隻有僅僅的十餘人而已。委員長雲王以生病為由缺席，副委員長之一的索王出席了會議，但另一名副委員長沙王缺席了，而沙王原本就連去年的蒙政會成立典禮也未曾出席。
當時沙王與蒙政會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他缺席第2次會議的理由是因為擔任了陰曆3月21日在鄂爾多斯“八白宮”舉行的春季成吉思汗大祭的主祭“濟農”。八白宮的意思是“由八個白色宮帳組成的祭殿”。當時，白宮被分散設置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八個地方。在這些“白宮”裏供奉著成吉思汗和他的四個後妃以及他的馬具、弓箭等遺物。大祭分四季舉行四次。其中最重要的春季大祭是在伊克昭盟郡王旗所在地伊金霍洛的白宮舉行。濟農的職務由當時的伊克昭盟長（沙王）兼任。實際上主持祭祀的是“達爾扈特”這一約由500戶人組成的祭祀集團。對沙王來說，看來濟農的職務比蒙政會副委員長更重要。各盟旗的王公們也派代表參加了大祭。德王和雲王因為出席了蒙政會第2次會議，所以派了蒙政會參議巴各洞與胡圖仁嘎作為代理來參加大祭。從八白宮祭祀與蒙政會會議在同一天舉辦這一點可以明確看出，對於蒙政會，王公大臣們的反應並不是十分團結。
自從成立以來，在西公旗長的繼承和鴉片過境稅的征收等問題上，蒙政會與綏遠省政府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因為德王對綏遠省政府和支持綏遠省政府的國民政府十分不滿，所以他開始接近正在開展“內蒙工作”的關東軍。
一方麵，察覺到德王親日動向的國民政府製定了“將內蒙古分區自治”的計劃。當時在綏遠省十分有影響力的閻錫山深入參與了該計劃。“分區自治”的目的是想將隸屬蒙政會的盟旗分為察哈爾與綏遠二省，以此來封鎖德王的勢力。有關綏遠“分區”的設置地點，閻錫山主張設在舉行成吉思汗祭祀的白宮所在地伊金霍洛。國民政府同意了閻錫山的提案，決定由綏遠省管轄下的盟旗組成設立“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綏境蒙政會）。1936年2月23日在歸綏（現在的呼和浩特）舉行了綏境蒙政會成立大會。該會的本部設立在伊金霍洛，委員長由沙王擔任，閻錫山被任命為綏境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
在1936年2月24日開始召開的綏境蒙政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上，沙王提出了為了提倡民族精神和促進團結應該修繕八白宮的提案，此案被一致通過。關於濟農的職能，沙王談道：“從前濟農能號召全體蒙古人，但是清朝以後便隻能管理達爾扈特了，現在更是變成了隻能主持春季大祭而已。”1930年的春季大祭甚至隻剩下簡單的祭祀了。但是，隨著內蒙古局勢的緊張化，成吉思汗祭祀與其主祭“濟農”才被再次關注了起來。因為開展自治運動需要一個民族統一的象征。
1936年4月12日在伊金霍洛召開的成吉思汗祭祀春季大祭則越發熱鬧起來了。除了沙王與阿王（伊克昭盟副盟長）等綏境蒙政會委員，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代表黃夢熊、綏遠省政府兼綏蒙指導長官公署代表陳玉甲（中途換成趙錦彪）、“大公報”記者楊令德等也預定前來參拜。在大祭即將召開前，沙王還說道：“期待這次大祭能成為民國成立以來最大的祭典。”但是，參拜團一行在前往八白宮的途中遭遇黃河泛濫，被困在包頭一個多星期。當他們趕到伊金霍洛的時候，大祭已經在“濟農”（沙王）不在的情況下結束了。4月18日，在蒙古族官吏與民眾的恭迎下，沙王行三跪九叩之禮在八白宮舉行了“補祭”。
另一方麵，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蘇尼特右旗設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這是得到關東軍支援的一次政治行動。在蒙古軍的成立典禮上也采用了“成吉思汗大祭”的禮節，設立祭壇，在上麵懸掛用綢緞製成的成吉思汗像，聖像下麵下麵擺著羊9頭和其他一些供品。德王代表參拜者向聖像進行叩頭，並以成吉思汗第30代子孫的資格宣讀了“宣誓文”。5月12日，在德化成立了“蒙古軍政府”。“蒙古軍總司令部”和“蒙古軍政府”，都采用了鐵木真即位蒙古帝國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為元年這一蒙古曆，同時發表聲明脫離中華民國。
1936年11月，在關東軍支援下，德王率領蒙古軍進攻綏遠省，這就是所謂的綏遠事件。傅作義的綏遠軍在全國支援運動的支持下進行反擊，潰敗了蒙古軍。德王失敗後轉移到德化企圖重建“蒙古軍政府”。
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為契機，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5月1日（陰曆3月1日），在歸綏舉行了“元太祖誕辰紀念大會”，綏境蒙政會委員榮祥任大會主任，榮祥算得上是作為沙王心腹的蒙古族地方長官。以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為首的國民政府及各軍的代表、各旗王公都出席了這次大會。大會由三大部分構成。在第一部分的“獻供儀式”上，阿王作為濟農向成吉思汗敬獻了供品；在第二部分的“紀念儀式”上，與會者齊唱國民黨黨歌和成吉思汗紀念歌，向國民黨黨旗與中國民國國旗、孫中山像、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禮。然後，榮祥宣讀了孫中山的“遺囑”，彙報了會議內容。傅作義等出席者也發表了演說。；在第三部分的“跳神大會”上，由蒙古的僧侶在市內公園表演了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