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橋大學院崔學鬆
一、引言
在20世紀中國世界語運動與中國革命進程中，世界語與革命是有著複雜關聯的話語和曆史實踐。例如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期，國內的世界語運動與文字革命運動熱潮，以及中日戰爭時期的以世界語所進行的抗戰救國宣傳運動模式都清晰的體現了這一關聯。
本文將世界語與革命之關聯的生成情境鎖定為19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慶地區開展的世界語運動與抗戰宣傳運動，並試圖揭示中日戰爭時期的世界語運動實踐如何影響了反戰求和平的宣傳運動的進程。
近30年來，世界語運動逐漸進入旨在重新認識與反思中國革命的學術領域，並吸引了來自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及語言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眾多海內外學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是將世界語運動的曆史考察與反戰求和平共生的一般題域相勾連的一次初步嚐試：一方麵，在中國世界語運動的大眾性這一問題意識下，通過對中國世界語者之活動的具體曆史考察，以求重新審視抗戰宣傳運動，另一方麵則通過中日戰爭中的具體曆史情境中探究世界語運動與革命的關聯，反過來又為深入把握世界語運動大眾性的曆史特性開闊新的路徑。然而，在以往的世界語運動研究中，世界語與革命運動的曆史關係並沒有得到充分關注。許多研究簡單化地把世界語運動同於通過革命運動完成反戰求和平的實踐而孤立地進行考察，忽視了世界語運動過程牽涉更為廣泛的關聯性內容，從而未能對中日戰爭期間諸方麵、諸因素之間的曆史關係展開充分探討。本文在考察戰時的世界語運動時則專注於這些曆史關係，並著重探究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世界語與抗戰救國宣傳運動之關聯。
本文首先考察中日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如何與抗戰救國曆史鏈接，進而考察世界語運動如何推動革命政權逐步開展抗戰宣傳運動。此外，在戰爭曆史過程中，本文還試圖具體地把握世界語運動的大眾化、國際化問題。
二、中日戰爭爆發前的世界語運動
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擴張，一係列圍繞反戰求和平的社會團體，也相應地滋長起來並在各地區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在這些反戰求和平的社會團體活動中，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組織就是世界語組織與世界語者。其中影響特別大的是以上海為中心的世界語者活動。
從當時國內著名世界語者胡愈之編輯的《東方雜誌》的《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中可以見到一些線索。當時，上海的六個世界語團體也向世界發出了《抗議書》。此後，胡愈之整理國外的世界語界的反應，寫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語界》的文章，發表在《綠光》第4卷第1期上。他在文章的最後強調：“關於此次事件我們有兩種感想。其一，五卅慘殺事件，在世界語界中喚醒同情，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其二，愛國運動必須關注對外宣傳，而對外宣傳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語”。該事件，成為了中國的世界語運動與國內的政治鬥爭結合的端緒。
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擴張後，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為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世界語者黃尊生在回想錄中陳述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占領沈陽，翌年又爆發一二八滬戰。滬戰未熄，而偽滿州國政權已樹立”。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給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特別是文化知識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1936年抗日統一戰線結成後，世界語者們在“以世界語來解放中國”的標語下，積極開展了活動。九一八事變後，漢口世界語學會聯合全國20多個世界語團體發表宣言，向世界各國的世界語者揭露了在中國的日本勢力擴張。向各國世界語者傳達日軍暴行的最初的資料，是漢口世界語學會主辦的月刊雜誌《希望》（LaEspero）。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伴隨國際政治和經濟狀況變化，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國際間已經明顯地存在著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的相持，也影響了世界語運動。於是，在代表中立主義的國際世界語協會以外，出現了其他一些國際組織，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組織是全世界超民族協會（SennaciecaAsocioTutmonda，簡稱為SAT）。
但是，由於對民族獨立運動的立場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蘭召開了第11次大會的時候，左翼會員正式宣言了脫離這個組織設立另外的組織――統一委員會（IUK）。此後，統一委員會在柏林召開了無產階級世界語者國際（InternaciodeProletarajEsperantistoj、簡稱為IPE）成立大會。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員會發行的《國際主義者》和各種書籍以外，最重要的是發行《PEK》（無產階級世界語通訊）。這種國際上的世界語運動形勢的變化，對中國世界語運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導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中國左翼世界語者聯盟（以下，簡稱為語聯）在上海成立了。當時，語聯在上海，是屬於中共指導下的文化界外圍組織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團體。左翼作家聯盟、左翼社會科學者聯盟、左翼戲劇作品家聯盟、左翼美術家聯盟等左翼文化團體也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語聯的活動，是從1931年開始到中日戰爭全麵發動的1937年為止，大約持續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國世界語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相關聯。
語聯成立後，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麵的活動。一方麵，對內發行了《中國普羅世界語者》（中國無產階級世界語者的機關出版物），積極展開了大眾宣傳的同時，也組織了工人世界語講習會。同時，以？嘉煊的名義，1932年7月中國世界語函授教育學公司和世界語書店成立了。其主要活動是編寫世界語教材。另一方麵，對外加盟了IPE，進行世界語國際通訊工作。其主要負責人是張企程。隨著語聯規模的擴大，需要展開合法的組織性的活動。從1932年12月17日到18日，語聯以中國世界語通信教育學社的名義召開了世界語展覽會。同時，又發刊了世界語刊物《世界》（LaMondo）的創刊號。1933年1月22日，上海世界語者協會（inaEsperantistaLigo）成立之後，繼承下函授學社、世界語書店、世界語講習班等的事業，把《世界》作為協會的機關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