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岸智代
序言
胡適（1891―1962），曾於1933年3月發表了題為《日本人該醒醒了》的論文。在當時的日本自由主義者中，有人主張道：要解決“中日問題”，則日本必須停止對中國的侵略行動。胡適對該主張產生了共鳴，正是本文的動機。
胡適在論文中這樣寫到，“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倒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中國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隻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中日問題的解決隻有越離越遠的”。同時還寫到，“這都是日本的人民與政府不可不覺悟的事實”。“日本的真愛國者，日本的政治者到了這個時候真應該醒醒了”。也就是說，他該篇論文的主張在於：日本應該停止對中國的侵略。
論文發表後的1933年5月，中日締結塘沽停戰協議。該協議的簽訂表麵上給華北帶來了暫時性的“和平”。1935年7月17日，胡適接受了室伏高信的訪問。室伏高信向胡適提議，建議他寫一篇以“告於日本國民”為題目的文章。胡適接受了這個提案，但因其當時非常忙碌，接受提案後3個月仍未開始動筆。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對這種文章實用性尚抱有疑問。但胡適最終在同年11月公開發表了題為“敬告日本國民”的文章。該文章的日文版刊登在《日本評論》11月號之上。室伏高信後來發表了“答胡適之書”，二人的論爭及與之相關的議論一直持續到1936年3月。而在之後的1936年8月召開的第6次IPR（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玉斯美脫會議上，作為中國代表出席的胡適又與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展開了另一場論爭。
以上簡單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胡適與日本知識分子間的論爭。本文將聚焦於這些論爭，來考察其中的意義。一般來說，論爭是現實社會的反映。而論爭本身並不能推動現實社會的改變。但是，論爭能讓當事者及受到論爭觸動的人更加深刻並正確地認識現實。後麵將會敘述到，室伏高信和芳澤謙吉對胡適的觀點提出了反駁。但從結論上來說，縱觀直至今日的中日關係史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反駁隻是政治上的狡辯。這種政治上的狡辯導致當時的中日關係在政治上進入了異常的緊張狀態。這一切都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本文將對胡適所參與的“中日關係”論爭進行分析，來考察抗日戰爭前夕中日兩國間政治緊張的內幕。
一、胡適與室伏高信1935年到1936年的論爭
1935年胡適與室伏高信的論爭，始於1935年11月24日刊登於《獨立評論》第178號上的胡適《敬告日本國民》一文。胡適在文中寫到“我十分誠摯的懇求日本國民不要再談‘中日親善’這四個字了”。同時還提出了三點希望：1、在談“中日親善”之前先解決“中日仇恨”問題。2、勿要輕視了四億人的民族仇恨心理。3、日本國民須珍惜本國曾經的偉大業績與將來的前途。還使用了“懸崖勒馬”一詞，從中日關係的危機狀態出發，表明了要求日本即時停止侵略的主張。文中還寫到“如果這個四億人口的國家被逼到無路可走的時候，被逼到忍無可忍的時候，終有不顧一切，咬牙作困鬥的一天。”提示了中國方麵也有忍耐的極限。並表明了當中國無路可走之時，將會決意抗戰到底。
室伏高信在1935年12月8日的《獨立評論》第180號上發表《答胡適之書》。提出了以下觀點。1、日本的對華政策“確實不夠充分”，但中國對日本的理解也是不夠充分的。2、中國雖一直用“以夷製夷”的政策對抗日本，但中國真正的敵人應該是英國而不是日本。室伏高信在文中指出“貴國與日本之間，非恢複到相互信賴，相互援助不可，這是我信而不疑的”。還表示他非常理解胡適“不希望日本國民妄談‘中日親善’”的心情。針對胡適“懸崖勒馬”的忠告他是這樣回答的“對於這一點，也是以充分的敬意，聽你的忠告”。而針對“有為日本不堪深憂”的忠告，他則是這樣回答的“我們日本人有視鄰人的忠言為神宣的精神準備與訓練及度量。”並表示理解稱“日本現在已到了應深自慎戒的時候了。”但室伏高信還寫到“雖然對於貴國表示充分的同情，但又不能不要貴國加以認識”。以此譴責中國領導人怠慢了對排日運動的鎮壓。而因在西化過程中，日本與中國一樣存在針對傳統文化的偶像破壞運動，他便寫到“貴國有過排儒運動，這是我們很知道的”。以此強調同是東方人的立場。在文章的最後，室伏高信還把英國提出來說“中國的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應該是日本還是英國”並提出建議說：“日本與中國，日本的知識分子與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握起手來，努力擁護東方的自由，東方的遺產與東方的文化，進而將世界史的舞台，遷到我們東方的世界上來吧”！
以上引用室伏高信的文章中，有稱讚、有共鳴、有辯解、有建議、同時也有譴責。近年研究者袁詠虹和羅福惠，對室伏的主張進行了如下分析：顯然，室伏高信在反對西化，維護東方文化的大旗下，消解了日中兩國之間侵略與反侵略的是非界線，所以不僅是西化派的胡適，就是中國的東方文化派人士恐怕也難以苟同室伏的觀點和態度。而筆者也同意室伏試圖通過列舉“東方文化”的共通性來隱藏現實政治上的矛盾這一分析。
胡適隨後在12月8日的《獨立評論》第180號上發表《答室伏高信》進行反駁。胡稱“可焦慮的是我們東方民族也許在那擁護東方遺產的大旗下做出一些自相殘害的醜態來，貽笑於全世界”。以此批判了日本的對華政策。胡適針對之前室伏高信的主張提出了如下反駁：1、“以夷製夷”是各個國家常在采取的方針，中國沒有與任何一個國家結成友好關係抑或敵對關係。2、1927年漢口協議簽訂後，中國“仇英的心理漸漸轉過了”。3、在強國乘著本國的弱勢進行攻擊並埋下仇恨的種子這種狀態下，政府根本無法引導民眾去產生什麼真正的友情。
袁詠虹與羅福惠分析道：對胡適來說，“當時中國的敵人應該是日本還是英國，就不用明言了”，“通觀胡適的這封複信，雖語氣很委婉，但全文基本上是對室伏來信的反駁”。
室伏高信於1936年2月發表了《再答胡適之書》。室伏在對胡適和陶希聖提出的“真實的言語”表示感謝的同時，還提到“好像有些地方對於我的旨趣還有誤解”，並作出了以下辯解：1、日中關係雖然惡化，但並非讓人絕望的。2、日本天皇應該不會允許日本發動戰爭。3、在日本國民是追求和平的國民這一前提下，他們將擁有不屈服於軍部，反對發動戰爭的力量。在當時那樣的狀態下，室伏高信仍舊堅持日本的行動並非侵略，認為隻要中國的政治家將中日關係理解為西歐帝國主義的產物，中日關係便能得到改善。他說“貴國民與日本國民攜手而立於世界舞台上的時候一定要來的”。仍舊強調中國的敵人並不是日本。胡適對該文章沒有做出回應，因為他已經對室伏的辯解感到厭煩。他在北京基督教團體“北平兄弟會”1936年2月17日舉行的“內部談話會”上，提出了以下的嚴厲見解：“中國沒有一個政治家偉大到足以承擔對日和談的重任，沒有一個政治家的才能偉大到足以與日本進行堪稱體麵的和談。我不認為日本有足以勝任與中國進行能為中國人接受並給我們帶來十到十五年和平的和談的政治人物”，“天皇擁有憲法賦予的可以改變政策的特權，但我不相信目前的形勢能保證該項特權的使用，因為一直存在抵製和反對的可能性，那也許會招致（對天皇的）反叛”。這既是非常冷靜的對日政治分析，也是對室伏高信主張的全麵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