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自47年8月開始，太嶽區的部分部隊、機關還舉行了“追悼階級父母兄弟姐妹”的追悼大會、複仇宣誓大會。這種大會是以失去親屬的士兵、機關人員為對象，通過訴苦，使其認識到其親屬的死是由於階級壓迫而造成的，並發誓向“地主階級及其代表蔣介石”複仇。這種追悼會也利用了民俗形式。在407部隊8連舉行的追悼會上，祭奠使用麵蒸的蔣介石頭，禱告說，“他日殺了蔣介石再用真頭祭靈吧！”。據報道，這些士兵很多是貧雇農出身，經過訴苦認清了與親人生離死別的原因，認識到誰是“敵人”，“因之，舉行公祭、靈前宣誓”，“自然成為群眾的要求”了（TY47.8.29-2）。
中秋節前，太嶽軍區司令政治部直屬部隊召開了追悼宣誓大會。警衛連的戰士們在槍托上貼上“為階級父母複仇！”的標語，全體幹部士兵在323名父母兄弟的靈前宣讀了決心書。發誓後，抬著靈牌進行示威，蔣介石？閻錫山等草人像被刺成了數截（XTY47.10.3-1）。太嶽區的新華日報社在中秋前後的20天進行了訴苦運動，召開了階級父母靈前的報仇大會。“草製的地主頭蔣介石、閻錫山跪靈堂兩側”，公祭後進入了個人祭和訴苦報仇立功（XTY47.10.17-2）。
這種通過哀悼至親的死來喚起群眾階級意識的集體追悼會，在新解放區也出現過。47年10月，在聞喜全縣的貧雇農大會上舉行了“大訴苦”和“大祭靈”（XTY47.11.13-1），以此為開端進行了土地改革。曲沃縣靳莊小區、曲村小區在土地改革後召開了祭魂報複大會和參軍動員大會。其中參軍動員一直進行到了第二天的下元節（XTY47.12.9-2）。該報道還總結了新解放區群眾運動的經驗，指出訴苦的過程中很多群眾訴出人命案，並自動做起靈牌靈屋，領導根據這種情形舉行大祭靈，對動員參軍將起到關鍵的作用。47年中元節，冀南區寧南縣4區組織了全區17個村，失去289名親人的39名群眾訴苦的“訴苦公祭大會”，並在死者的靈前處決了兩名地主（RR47.9.18-2）。
隨著追悼活動的組織化和民俗利用的加深，抗戰時期主要用來舉行植樹活動的清明節也成為重要的追悼日。植樹活動也被賦予了紀念烈士植樹的意義（TH46.4.11-4、47.3.15-2）。40年以後，因國共關係的惡化，中共不再派代表去參加國民政府的清明節黃帝陵祭祀，但48年中共占領黃陵縣之後，在同年的清明節，西北解放區軍政代表及黃陵縣各界卻舉辦了祭陵活動（RR48.4.7-2、4.13-2）。中共通過祭祀中華民族的始祖，要強調其作為民族、國家的正統繼承者的地位。
49年1月，華北人民政府頒布了《華北革命軍人犧牲褒恤條例》。該條例將清明節定為烈士掃墓日，確立了清明節追悼活動的合法地位（RR49.2.10-2）。條例還允許各地建設紀念碑、塔、亭、祠、林、烈士墓以及各地政府組織烈士事跡編纂委員會。3月，華北人民政府通令各省政府、行政公署、直轄市政府在清明節籌辦華北解放後的第一個烈士追悼會（TH49.3.19-3），各地都組織召開了追悼儀式（TY49.4.9-2、RR49.4.16-2）。
Ⅱ。陰間信仰及根據地的追悼會
通過以上形式進行的根據地的追悼會到底與民間信仰及民俗有何種關聯呢？一般認為，中國的民間信仰帶有極強的現世利益色彩，尋求死後救贖的觀念十分淡薄。對一般大眾而言，陰間並不是由神佛的真理所支配的極樂世界，而是現實世界的投影和生前世界的延長。人們按規矩通過祭祀在這種世界的祖靈的方法，來保證現世利益。
內田智雄指出，在農村習性調查中，農民說，“人死燈滅”，“死人是沒有靈魂的”，說“屍體火化後靈魂就沒有附體的對象”是“迷信”，“在靈牌上寫著‘某某之靈位’隻不過是為了紀念”等，顯示出他們意外淡薄的生死觀。但，抱有這種“合理”的生死觀的群眾仍然隆重舉行祖先祭祀和葬禮。其原因，農民回答說，“隻是學習古人的禮法”，“是禮數”。內田分析了其背景說，中國政治文化是以儒家的禮製要來陶冶人的性情，並要將它形成社會化的特征（即他所言的“儀禮主義”[禮法主義]），人們認同這種社會化的禮儀，承認其權威，並對此仿效和迎合。有些研究成果表明，宋代新儒教產生之後，儒家的道德禮製開始向社會普及、滲透，曾經是“禮不下庶人”的祖先祭祀也在民間得以普及。可見，內田的觀點與此是一致。
如上所述，農民群眾希望能在“祖宗墳墓的家鄉裏得到悼念”，並以單個家庭的觀念悼念親人。中共組織並動員這種群眾意識形態，舉行了烈士追悼儀式，以此要培養群眾的民族主義、階級意識，並樹立中共的權威。中共政權通過土地改革爭取了渴望家庭複興的貧雇農為有力支持者，因此可以說民眾的民族主義、階級意識中也有極大程度地反映出了這種家庭意識。總之，在追悼儀式中被組織起來的民眾的生死觀立足於單個家庭的祭祀觀念，是與期待來世轉生到極樂世界以及倡導末世論思想的千禧年主義有明顯的區別。經過儒教道德向社會的滲透，廣大群眾普遍抱有對祭祀的要求。可以認為，中共所要組織的追悼活動將此種祭祀的要求推廣到貧雇農階層中的。
日偽政權積極利用了佛教的節日以及會門組織。而中共在包括追悼儀式在內的各種儀式或宣傳動員工作中卻幾乎沒有利用過這些節日和組織形式。浴佛節、臘八節完全沒有被利用，而中元節主要被利用在祈禱豐收的功能上。中共要組織利用的民俗是單個家庭或宗族的祭祀、儀式，也就是禮教中的民俗，而並非宣揚千禧年主義的會門組織的信仰。會門組織具有自律的行動原理和獨自的世界觀，這些本來是與中共敵對的。中共繼承了中國的政治思想意識，向大眾推出了新時代的真命天子毛澤東，並且在土地改革中要貫徹均分思想，但中共對會門組織及其“封建迷信”思想卻始終保持排斥的態度。
在中國的宗教領域及民間信仰中，儒教、佛教、道教的教義和信仰混為一體，對各種政治權力及民眾來說，這些信仰及教義之間本來就沒有明確的界限。對中共而言，重要的是要剔除反抗中共權威的世界觀以及與此有關聯的生死觀。在土地改革中，利用土地神推廣毛澤東崇拜時，卻沒有利用過土地神掌管陰界的功能。中共提倡的單個家庭祭祀，與會門相關聯的生死信仰並非同出一轍。另外，由清末革命派知識分子所創造出來的民族始祖黃帝的形象未能滲透到農村基層幹部心中，機關報還有必要對他們解釋黃帝到底是誰（XD48.4.21-3）。可見，祭祀民族始祖這一概念主要是對知識分子及城市居民有影響力，向農民群眾灌輸民族主義思想實在困難。在農村根據地，農民群眾接受的是掌管單個家庭的神？毛澤東像，而不是國旗。因此，在如此重視家庭的觀念下如何培養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階級意識就給新中國留下了一大課題。
二、結語
中共的追悼儀式，積極利用了農民的家族意識與其民俗，並且希望借此培養民眾的民族主義和階級意識，進行政治動員。已得到翻身的下層農民將禮法上的祭祀作為了自身追求的理想並使之得以實現。而中共組織的追悼儀式也在貧雇農階層中實現了群眾普遍抱有的對祭祀的要求。可以認為，在沒有固定的身份階級，各階層間流動性較大的中國農村社會，並不存在明確的地主階級統治和“地主文化”。雖然有人指出土地改革中的徹底平分與農民例行的家產均分之間的聯係，但可以說在宗族結合的原則下，貫徹單個家庭利益的這種習俗，才促進了農民階層流動化，保證了從地主到農民群眾的文化一體性。在沒有安定的階級統治、村社結合疏散的中國農村，民俗中的單個家庭的習俗十分占優勢。土地改革中，零散的小農經濟達到了極點，其中所出現的以單個家庭為中心的民俗再生現象中可以看出篡讀中共目的並持續抵抗改造的民俗的頑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