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稱康熙諸子奪嫡，為清代一大案，因將世宗之嗣位，與雍正間之戮諸弟，張皇年羹堯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並為一事，遂墜人五裏霧中，莫能了其實狀。夫嫡之為嫡，二阿哥胤扔也。聖祖三立後，惟元後孝誠後有子，殤其一，名承祜，長大者一，即胤扔，後更無嫡出子。胤扔之立為太子，從立嫡古訓也。其奪嫡也，先之以大阿哥胤提，則用魔道，是以有第一次之廢儲。發覺以後，青宮複建，胤提永禁，事在康熙中，處分已畢，不人雍正時兄弟相戕案內。繼之以八阿哥胤撰之陰謀，內外黨與甚盛，太子卒廢，諸陰謀者亦為聖祖所忌，卒亦不遂所欲。聖祖末年，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為將來神器之所歸者，乃十四阿哥胤褪。胤褪為世宗同母弟。世宗於奪嫡事實無所預。而雍正間翦滅諸弟，輒牽涉胤撰奪嫡，而又非為故太子泄忿。就官書之布在耳目間者觀之，惟覺其事外有事，所謂假手焉爾。故宮發現秘檔，仍是用此為穋轅。而世宗所以有慚德者何在？因其內疚而激為殘忍者何所變演？稽諸故牘’一一可見，初不在新發見之密檔中。世尚無能言其曲折者，用臚敘以與天下共見之。
今有一語應先聲明者，凡曆代實錄所載，其直接關係帝王本身事者，為最難得實。嗣主得位，出於常軌之外者，往往故暴先朝之過惡，而惟恐不盡。若金世宗之於海陵，明成祖之於建文無論矣。即嘉靖之於正德，授受之間，本無仇怨，然武宗失德，直書於實錄者獨多。清一代自德宗以前，皆父子相承，有述作而無同異，故後王修前代實錄，覲光揚烈，務使祖宗功德，有大醇而無小疵。加以清之列帝，敬天法祖之盛心，超越往代。往代重修實錄，為政治之變故，若永樂間之再修三修《太祖實錄》，為時君自掩其篡逆之罪，天啟間之改修《三朝要典》，為大權落奄人之手，諑喪國本，而網盡清流，其改實錄之舉動，赫赫在人耳目，人亦得而注意之。清之改實錄，乃累世視為家法。人第知清初國故，皆高廟所刪汰僅存，殊不知清列朝實錄，直至光緒間猶修改不已。其經蔣氏《東華錄》所錄者，固已異於王《續錄》時所見之本。而王錄成於光緒十年，偶一與實錄庫中之官本實錄對勘，又刪去重要史實甚夥，且非重要之史實，原無事乎刪也。後於征引時當隨文指出，今姑不及備舉。但欲引實錄而文為《東華錄》所有者，寧取《東華錄》，觀者勿疑其用私家著述為因陋就簡也。
《東華錄》：康熙六十一年十月癸酉（二十一日），“上幸南苑行圍”。十一月戊子（初七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駐暢春園”。庚寅，“上因聖躬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碩雍親王恭代。皇四子以聖躬違和，懇求侍奉左右。上諭郊祀上帝朕躬不能親往，特命爾恭代，齋戒大典，必須誠敬嚴恪，爾為朕虔誠展祀可也。皇四子遵旨於齋所致齋”。辛卯壬辰癸巳，皇四子遣護衛太監至暢春園候請聖安。“甲午（十三日），醜刻，上疾大漸，命趣召皇四子於齋所，諭令速至，南郊祀典著派公吳爾占恭代。
寅刻，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撰、皇九子貝子允搪、皇十子敦郡王允彳我、皇十二子貝子允掏、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禦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聞召馳至。巳刻，趨進寢宮。上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三次進見問安。
戌刻，上崩於寢宮”。(以上據王錄’蔣錄較簡而事實無變動，不複載。） 實錄所書世宗得嗣帝位之由，以受聖祖之末命。聖祖末命，在崩禦日之寅刻。至巳刻而世宗人寢宮，臨病榻，聖祖尚能親告以病勢日臻之故（“臻”字世宗諭旨作“增”）。則其語必甚詳，非病革不能發言情狀。又自寅至戌，曆日寸凡八，其間已宣露天位之有屬，豈不聲聞於夕卜，道路皆矢卩，然按之世宗自述之諭旨，則不然也。
《大義覺迷錄》有諭旨一道’因其為各本《雍正諭旨》所不收，又彳_實錄所載’故不能的知其降旨之日’大約在雍正七年九月間，與頒布《大義覺迷錄》之諭相連屬。頒布《大義覺迷錄》，在七年九月癸未（二十三日），此可以約計其日矣。諭中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時皇考聖躬不豫，靜攝於暢春園。朕請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應於齋所虔誠齋戒，朕遵旨於齋所致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於齋所。朕未至暢春園之先，皇考命誠親王允祉、淳親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鋨、公允掏、怡親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禦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是時惟恒親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東陵（世祖廢後以後，所立之孝惠後’未與先祖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