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帝國的典型樣本
當曆史轉了三百六十度
1944年，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郭沫若寫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他以1644年明朝滅亡、李自成進入北京後迅速走向衰亡的曆史為藍本，提出了一些十分具有時代特色的問題。
李自成的起義為什麼會失敗？這是一個被討論了很多年的問題，盡管現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這個問題本身的魅力，思考這個問題所獲得的啟示，意義已經超過了答案本身。
當曆史的指針轉過了整整三百六十度，1644年也變成了公元2004年，有關李自成、有關明朝滅亡的討論依然沒有停止。
這就是曆史的魅力，也是明朝的魅力。
明朝還有其他十分具有魅力的話題，比如：朱元璋為什麼要殺功臣？為什麼明成祖朱棣和建文帝叔侄之間的家事，會變成一場內戰，甚至廣大的朝臣都參與進來？為什麼在明代，可以出現魏忠賢那樣隻手遮天的大宦官？為什麼崇禎皇帝如此勤政，還是無法避免王朝傾覆的命運？
這些問題，永遠都不會有定論，當曆史的時針轉到不同的刻度時，處在不同時代的人們，自會有自己的看法。
現在，時針定格在三百六十度之後的兩度，公元2006年，我們將明朝的這些問題，當成中國古代帝國的典型性問題，剖析這些典型的案例，希望引起一些思考。
典型帝國的典型病症
明朝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封建帝國，其典型性表現在各個方麵，諸如皇帝的無限權力，依靠皇權而獲取自己職權之外利益的不法大臣，皇帝將國家當成私有財產，士大夫們失去道德理想，成為皇權的附庸，公正和清廉成為空談，等等。
這樣的典型帝國，必然具有帝國的典型病。
中國古代的帝國，都多多少少具有一些病症，隻不過在有些時代，這些病症是典型的、顯性的，而在有的時代，這些病症是非典型的、隱性的。在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這些時代，帝國病症處於隱性發展階段，並沒有完全暴露出來，而在秦二世、漢獻帝、宋徽宗執政的時候，帝國病症就完全暴發，呈現出顯性狀態。
不知道是應該驚喜還是應該歎息，明朝從頭至尾的二百七十六年之間，帝國病症都處於顯性狀態。值得高興的是，明朝可以作為一個典型的樣本，值得歎息的是，這個維持了近三百年的王朝，竟沒有一個時刻能夠讓帝國病症表現得稍微輕微一些。
從朱元璋的獨裁統治開始，明朝就進入了一個狹長的隧道，在前進的路上，隻能沿著朱元璋留下的路蹣跚而進，因為隧道的狹窄，根本無法轉身，無法回頭。
於是，明朝漸漸走入了死胡同，一直到了盡頭，依然沒有一絲一毫轉圜的餘地。
明朝的皇帝，並不都是惡人，明朝的大臣，也並不都寡廉鮮恥。但是，明朝的君臣們卻共同炮製了二百多年的苦酒，這苦酒，皇帝喝了皺眉，大臣喝了憋氣，百姓喝了痛苦。
明朝滅亡之後，思想深刻的顧炎武就說，曆來王朝的滅亡，有兩種形式，一種叫做“亡國”，一種叫做“亡天下”。他把“國”與“天下”區分開來，就是要把明朝的典型病症解剖，拋棄那些滿是膿瘡的毒瘤，留下那些可以為“天下”造福的鮮活血肉。
終結者，還是墮落者
明朝的腐敗現象很多，這是眾所周知的，而明朝對國家的各項製度設計得十分完善，這也是世人公認的。那麼，為什麼在製度設計如此完善的時代，各種違反製度、破壞秩序的行為還屢見不鮮？
是這種製度走到了盡頭，還是這種製度下的人都已經喪盡天良？
從這種截然二分的立場去討論問題，自然會得出偏頗的結論。事實上，明朝的製度雖然完善，但施行的有效程度值得懷疑；而當時的人，雖然普遍的道德水準不算太差，但為了生存或名利而拋棄原則的行為也比比皆是。
明代把中國傳統的帝國體製發展到了極致，同時也把帝國體製的各種弊端完全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事實上，中國帝製的曆史發展到了明朝，製度上已經不會有再多的變化，後人所能做的，也隻是修修補補而已，然而，明朝所留下的帝國典型病症，卻要再過很久才能徹底根治。
有一種看法認為，清朝入關後建立的統治，打斷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正常序列，其實不然。曆史到了明朝，帝製的各種製度已經根深蒂固，這並不是政權變更就能打斷的，事實上，清朝統治者大體沿用了明朝的製度——所以，清朝在經過前期的上升式發展之後，也迅速走向了衰落，暴露出了帝國的典型病症。
明朝完成了帝製時代的製度完善和皇權強化，隨之而生的各種惡果，也自然被明朝統治者自己所咽下，而明朝沒有消化的苦果，還要清朝繼續咽下去。
回到最初的問題上，郭沫若所提出的疑問，並沒有最完美的答案，但明朝作為帝國的典型樣本，則永遠值得讀史的人細細品味，並細細為它的種種病症開出自己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