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的觀點亟待修正：首先，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改革危險，不改革則更危險，改革如行蜀道，不改則坐以待斃——稍有頭腦的執政者，都會選擇改革賭一把；其次，對於一個已經開始改革的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改革者止步或倒退的時刻，若一門心思改革，爭分奪秒改革，一往無前改革，也許能跑贏革命呢——改革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政治遊戲。
請允許我中斷敘事，對改革與革命的辯證做三點總結：
（一）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革命的引力就有多大；革命的壓力有多大，改革的動力就有多大；
（二）成功的改革是革命的消毒劑，失敗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劑；
（三）不改革，必革命；假改革，必革命；慢改革，必革命；錯改革，必革命。
讀晚清史可知，這三點皆不幸言中。
“皇族內閣”成立後一天，清廷頒發上諭，宣布將各省集股商辦的鐵路收歸國有，補償的辦法卻十分不公，這相當於在國人的傷心之處再撒上一把鹽。其中對四川人的補償尤為苛刻，如兩湖人民所繳的股金，十足發還；川人的股金，卻換成了所謂的“保利股票”——這不是私吞國有資產，而是公吞私人資產——隨即，黑雲摧城，亂起西南。
這裏且多說兩句。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正史，都將辛亥革命的開端定格於武昌起義。武昌起義之成功，遮蔽了此前諸多起義之失敗。人們隻記得，四川的保路風潮為武昌起義製造了擦槍走火的契機；卻忘了，在此風潮之中，同樣有槍聲，同樣有起義。起義者曾占領成都城東五十裏的龍泉驛、雙流縣與新津縣，尤其是新津縣，義軍堅守了一月，直到10月13日，武昌起義後三天，才因彈盡糧絕，被清軍攻陷。
為什麼曆史的榮光都落在了武昌起義頭上呢，想來緣由有二，其一，這是一場成功的起義，激起了四海九州的革命火花，這麼說，大概有一些成王敗寇的意思，然而曆史之神就是這般世故，更眷顧成功者而非失敗者；其二，武昌起義是革命黨人所領導，四川的保路風潮，據尚秉和《辛壬春秋》記載：“……素無同盟會黨蹤跡，徒以激起怨忿，揭竿而起，故亂數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跡獨立，川人始實行革命矣。”楊早《民國了》則直接將四川的辛亥革命歸結為“袍哥革命”，認為“立憲派不過充當旗號，同盟會更是敲敲邊鼓”。看來，領導者為誰，才是關節點。因為後來的曆史，乃是由當年的革命黨人及其政治後裔所書寫。
詮釋辛亥革命這一段曆史，托克維爾的作用，到此為止。再向深處追索，就需要引出我的疑惑：這場革命，與改革的政治譜係的關係，與改革者的關係，到底有多大？
近代史研究者都無法忽略一個吊詭的問題：1909年後，晚清改革出現了倒春寒，按理說，此消彼長，接下來理應是革命的高潮迭起，實際上，從1909到1911年，革命黨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改革與革命幾乎一同沉寂，這是為什麼？
據路康樂考證，1905到1908年乃是革命黨人最活躍的時期，隨後則偃旗息鼓；據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從1903年到1908年，每年至少誕生20個革命團體，1909年到1911年，均數則降至15個；據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所建構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辛亥革命前十餘年間，革命話語的高峰，出現在1903年與1906年，從1907年起開始下降，1911年則跌至幽暗的穀底。對最後一項研究結果，有人會反駁：革命不僅僅是話語，不談革命，並不代表不去實行革命。這個觀點，置於其他曆史時刻，也許可以成立，但在晚清卻喪失了靈效，因為當時革命的一大表征即造勢，言革命即是行革命。
是故，金、劉結論稱：“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乃是由紳士公共空間擴張而顛覆王權造成，它是立憲改革必然導致的結果。”
這可不是什麼一家之言。就我閱讀所及，這一宏論，應由張朋園發端，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陸學界（這一年關於辛亥革命的圖書出版盛況，誠可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得到了廣泛的印證。譬如雪珥稱辛亥革命為“計劃外革命”，革命隻是改革路線的歧出，武昌起義隻是偶然迸出的革命星火（連革命黨領袖都未曾料想由此而成就燎原之勢）；祝勇眼中的清朝：“仿佛一個巨人，竟然死於一次微小的感冒。”
我大致認同這些觀點，隻是需要警醒，為晚清改革翻案的同時，切不可高估；重審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是非功過的同時，切不可情緒化——“高估”與“情緒化”的佐證，便是一些論者，滿懷現實的塊壘，刻意抬高改革而貶低革命。縱然百年以前，改革者與革命者相爭不可開交，甚至視對方為寇仇，實則他們構成了一枚硬幣的兩麵。辛亥革命，正出自這兩派的合力。
在霧靄沉沉的辛亥年，改革的低潮使立憲派傾向革命，革命的低潮則造成了革命黨領袖的缺席，如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打響之際，孫中山在美國，黃興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這一缺席，成就了立憲派的契機，他們剛剛轉身革命，便攫取了領導權，並主導了革命的走向：集中於城市與精英，以妥協為主流，破壞性被限定，暴力色彩被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