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隻是說“像”，並非將戊戌變法定性為一場革命。這場改革之所以失敗，一大原因即在於康有為們在改革的征途之上，以革命的方法行事（如莊士敦稱康有為是“一個危險的極端主義者”；辜鴻銘稱康有為為中國的“雅各賓黨人”，推行“暴烈和凶猛的雅各賓主義”，我們都知道，雅各賓黨乃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最激進、恐怖的一派，其領袖正是殺人如麻、最終將自身推上了斷頭台的羅伯斯庇爾）。革命對改革的僭越，獻祭了譚嗣同等六人的熱血和生命。
考諸史實，起初，慈禧並不反對改革。早在1889年，她便撤簾歸政，將大半權力還給了成年的光緒。有人指出，彼時之實權，仍在慈禧手中，凡大政之裁決，皇帝依然要秉承太後的意旨；朝中重臣，多為慈禧提掖的親信故舊，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並未因太後還政、移居頤和園而斷絕。這是事實，不容否認。不過，我們需要看到，如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所論述的那樣：“太後自歸政以後，便不複視朝。王大臣非經宣召，亦難有覲見機會。故身為承轉人之德宗（光緒），雖乏最後裁斷之權，而事實上於處理政務之時，亦尚有斟酌損益之餘地。”還政以後，慈禧與光緒的權力分配，曆來有一個說法，二品以上官員的任免，必須經慈禧審批；二品以下，光緒則可自作主張。故光緒任用康有為、譚嗣同等改革者，因品階不高，慈禧未嚐出手幹預。由此觀之，光緒手上的權力，足以啟動改革，慈禧手上的權力，卻不足以阻止改革的啟動——她何嚐阻止了呢。
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事前慈禧曾明確表態支持。據翁同龢日記（1898年6月11日）：“是日上奉慈諭，以前日禦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等因，並禦書某某官應準入學，聖意堅定。臣對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退擬旨一道。”“今宜專講西學”，充分表明了慈禧的政治意向。但是，當康有為所發動的暴風驟雨式的改革擾亂了朝綱、打碎了秩序，她便無法在頤和園安枕了。尤其是，這場改革不僅要架空她的權力，還要剝奪她的自由，改革者動了她盤中的蛋糕，她自要開始反撲。
晚清重臣如張之洞、陳寶箴以及後來的袁世凱等人更非改革的敵人，事實上，他們才是改革的主力軍，在地方，在中央，一步一個腳印，穩健而紮實（例如，由劉坤一、張之洞等所起草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成為了庚子新政的總綱領）。相反，康有為的改革綱領，連其弟康廣仁都不以為然，康廣仁在致何易中的心中寫道：“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地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這五個“太”字，折射了康梁一係的改革者的性格及命運。
所以，我一直不太讚同，將康有為與張之洞歸為一派，統稱為改革者——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進行了細化，稱康有為、梁啟超為“激進的改革者”，翁同龢、張之洞為“保守的改革者”。在我看來，晚清政治史上，除了執政者外，可分三派：一是孫中山、黃興領導的革命黨；一是以張之洞、袁世凱為代表的立憲派；一是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他們的政見與思想，則居於前二者之間。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中國的改革步履非但沒有長期停滯、後退，經義和團一役的刺激，反倒加劇、提速。由慈禧所領導，張之洞、袁世凱等實幹家所踐行的庚子新政與立憲改革，刀刀見血，豈是康有為之流的枯竹空言所能比擬的？如金觀濤、劉青峰所述：“雖然慈禧太後並沒有撤銷1900年以十萬銀子捉拿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知識分子的通緝令，光緒皇帝仍然被軟禁，但是20世紀初年開始的新政卻是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改革。”慈禧以及一大批保守派，吃足了義和團的苦頭，則被迫捆綁於快馬加鞭的改革戰車之上，甚至讓渡了自家私藏的一大角蛋糕，因為他們明白，若不讓渡，也許十年後，連一分一毫的蛋糕碎屑都保守不住。他們的耳邊，已經拉響了紅色警報：“改革，亡滿人；不改，亡大清。”隻要稍一掂量，便知輕重。
20世紀初的中國，改革乃是共識，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當時所爭論的問題，不在改革與否，而在於怎樣改革。
改革的轉捩點：假如慈禧不死？
改革的另一麵，革命的暗流正默默湧動。那一時期的武裝鬥爭，不過是星星之火，偶爾爆發，鮮有大規模者，更鮮有成功的案例。大多數革命黨人都藏在租界或者漂泊海外，革命的推進，常常停留在計劃與籌款這一步——當然，我們需要重申美國曆史學者路康樂教授（Edward J.M.Rhoads）的一個論斷：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而言，革命形勢遠比革命黨的起義更重要。所以我們評判革命黨人的功績，除了攻城略地，驅逐韃虜，更關鍵的一點在於造勢。所謂勢，即革命氣氛，即“革命”成為令權力者談之色變的敏感詞，即革命成為一種壓力，令改革者一日都不敢睡懶覺，即北方人民“南望革命軍，有如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