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呼之欲出。晚清的執政者不是一直在改革嗎，為什麼還會爆發革命呢？
這就到了重提托克維爾的時刻。1911年的中國，相比1898年的中國（戊戌變法），1900年的中國（義和團運動），國人的處境的確頗有改進，他們已經嚐到了改革的甜頭，雖然隻是政治盛宴的殘羹冷炙。故在此時，一旦改革者故步自封乃至倒行逆施，必將點燃十二分濃烈的戰火。
剛才說過，金觀濤、劉青峰認為20世紀初年的庚子新政與預備立憲是“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改革”，這話隻有一半的道理。在此，餘英時區分了行政改革與政治改革，後者的對象是政治體製，即我們俗稱的“政改”。餘先生說，晚清新政，僅限於行政改革，一旦觸及體製，便無力推進，如改官製，不過是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鐵路局與礦務合並為商部，實屬換湯不換藥。最後幹脆連湯都不換了，“政改”的藥方被拋諸腦後，集權才是硬道理。隻是，集權這一劑虎狼藥，病入骨髓的清朝焉能承受得了？
近年來有一種說法，將慈禧之死（1908年11月15日）視作改革的轉捩點與近代史的拐角處：“她死的真不是時候：早十年死，戊戌變法就成了；晚十年死，就不會有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官文裏就變成‘武昌叛亂’——了。”（王人博語）言下之意，武昌起義必將被撲滅。更有甚者，認為慈禧再活十年，中國可能會實現憲政。曆史不容假設，卻可推論：慈禧若在，晚清的政改就會高歌猛進一馬平川嗎？滿族人就不會從漢族人手中收權嗎？要知道，慈禧在世之日，集權運動已經展開了，滿族向漢族收權，中央從地方收權，軍權、財權、司法權都次第轉移到中央的滿族親貴手裏，袁世凱的北洋六鎮失去了四鎮……
不可否認，慈禧是晚清改革的主心骨，是政局維穩的平衡儀；同樣不可否認，她是皇權專製的吉祥物，是權貴階級的頭號代表。她是改革的舵手，另一麵，則是改革的最大敵人。她對改革的權衡，取決於改革對她的既得利益的損益。在“改革，亡滿人”與“不改，亡大清”的兩難之間，她深知必須讓出一些利益，然而受損終須有度，超出了這個度，她就不再是改革的同路人，而是改革的絆腳石甚至劊子手。一言以蔽之，是利益，而非觀念，決定了慈禧對改革的態度。況且，即便論及觀念，慈禧亦不能比肩後來的蔣經國與吳登盛。
從慈禧死前三年的執政風格來看，她對這場已經步入深水區的改革，不無猶疑。倘她不死，也許袁世凱等重臣不會被放逐，也許滿漢之間的矛盾不會被過度激化，也許地方立憲派對朝廷的信心尚可多維係一時，但是，她隻能延緩改革崩盤的時間，卻不能扭轉改革失敗的命運。
在深水區彷徨的改革急轉直下，發生在1908、1909年。1908年底，光緒、慈禧先後去世，改革的牌坊坍塌了。攝政王載灃上位不久，便借口“足疾”，罷斥袁世凱，滿漢之爭徹底撕破了臉皮。1909年10月4日，為改革之艦領航的最後一位舵手張之洞病故，這標誌著改革進入昏迷期，距離死亡僅一步之遙。
插曲：“有兵在”、張之洞與改革之死
若不是姓愛新覺羅，生在了帝王家，載灃這一生，恐怕難以為史冊所銘記。他的性情與黎元洪相似，其弟載濤說：“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二人的遭遇亦庶幾近之：在曆史轉型的關節點上，被突如其來的一腳踢到了紛亂的前台，作為政治提線木偶，供人在幕後發縱指示（相比黎菩薩，載灃更可悲，連婚姻都不能自主）。不過，他們雖然秉性懦弱，卻不甘於傀儡的命運，都曾奮臂而起，說過一些狠話，做過一些狠事。載灃最著名的一言，便是對張之洞說“怕什麼，有兵在”。
此言於今十分流行，引述者也許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以曆史之酒澆自我心中鬱積的塊壘。除了今人塊壘的內容，我更關心載灃此言的出處。他到底有沒有說過這句話，或者原話並非此形狀，那麼所改變的成色，多少是時光的摧折，多少是史家的演義。
“怕什麼，有兵在”能風行天下，應該歸功於高陽先生的曆史小說《瀛台落日》，這是慈禧係列傳記的最後一部。高陽寫晚清史，不管是小說還是曆史隨筆，都可作信史來讀。然而，小說家言終究是一種演義，且高陽說史，多刊於媒體，為稻粱謀，故要迎合讀者的口味，將一些曆史細節世俗化、八卦化。譬如這一節，話說在1909年，直隸的士紳認為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呂海寰非去不可，慶親王奕匡有意保舉徐世昌兼辦，張之洞聞聽此事，帶病入宮，請攝政王載灃召見，直言相詢，有無其事：